口述：肖靜｜49歲｜網店店主｜武漢
整理：張宇琪｜記者 編輯：黃海波
現在，我在家陪著10歲的女兒上網課，一天三頓變著花樣給她做好吃的。因為疫情的緣故，難得閑下來，和老公女兒曬曬太陽，享受著生活的煙火氣。
但今年春節的那次遭遇，至今回想起來，難免還是心有余悸。
春節前，我和女兒訂了一張日本觀光郵輪票，航程共6天5晚。按照正常的行程，這艘郵輪回天津國際郵輪母港的時間，應該是大年初一早晨。
可誰曾想，船上有15個人出現發熱癥狀。而且，包括我和女兒在內，船上有148名湖北籍旅客。當時，疫情不斷升級，我們這郵輪要靠港簡直太難了。
沒錯，我乘坐的就是“歌詩達賽琳娜號”——一艘引發很多人關注的郵輪。
本來，在大年初一早上，我醒得挺早。想著郵輪要到港了，終于可以和女兒結束旅程，開開心心地回家了。
當時，對疫情也有一點擔憂。由于郵輪上沒有信號，之前靠泊日本佐世保港時，我才聽說武漢“封城”的消息。但沒想過疫情后來會這樣嚴重。
通關入境日本時，我雖然不認得日文，但看到不少牌子上，都寫著“武漢”兩個漢字。聽說我和女兒來自武漢，日方人員測量體溫時，就會重點關注。
返回天津靠港的前一天，我們在郵輪上看了春晚，竟然有臨時增加抗擊疫情的特別節目。看到這一切，我更加擔心了起來，當時就想著趕緊下船回家。
大年初一早晨，收拾妥當行李后，我把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叫上隔壁屋同行的朋友，一起去餐廳用早餐。
早上7點多，用餐的時候聽到廣播響起：天津海關已經上船檢查，所以暫時不能靠岸，請大家在各自的房間等候。
當時，不少人跑到服務臺去問，船上到底發生了什么，什么時候能下船。不少人已經訂好了高鐵、飛機或酒店。我和女兒也準備先去北京，再坐飛機回武漢。
餐廳里旅客們開始議論紛紛了，說什么“好像船上有發熱病人”“聽說有穿防護服的人上船檢查”“要是查出被感染者，所有人都無法上岸”……感覺大家有些恐慌了。
我和女兒也沒辦法，只能回到房間里，等待海關進屋來檢查。雖然心里挺害怕的，但又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等著。
女兒一直問我，“媽媽，我們為什么不能下船了”。我只能一遍遍安慰她。
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喊，“來了，來了”。我推開門，看見走廊那頭，兩名全副裝備的醫務人員正挨個敲門。
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看到全身穿防護服的人，感覺像是電影中的場景一樣。我愣了愣神兒，又關上門等著。
過了一會兒，敲門聲響起，全身防護服的人站到了我面前。他們說話很和氣，測完體溫，又詳細詢問了我們近期的旅行居住史和密接人群。檢查過后，說了一句“謝謝配合”，輕輕帶上門離開。
過了一會兒，又聽別的房間里有人議論，說剛才有直升機飛過來了。不一會兒，大家又在聊，“海關已經把發熱人員的樣本采集完，由直升機送走了”。
在船上潦草吃了點午飯，我們又返回房間里，一直等待著。船上大部分游客，表面上保持著鎮定。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只要有人感染，大家恐怕都要隔離。
我們的房間沒有窗，待久了覺得壓抑得很。我已在心里做著最壞的打算，如果船被隔離，不知多久才能回家。
想到這里，我又開始有些后悔了——當初預訂郵輪時，為了省點兒錢，沒訂帶窗和陽臺的房間，實在不應該。
害怕、焦慮、后悔、無奈、壓抑，一時間心里五味雜陳，不知道未來會向什么方向發展。
后來，聽朋友說，甲板上有微弱的信號。我就穿了件厚衣服，登上甲板給家里人打電話。
海風呼呼地吹，特別冷，我只能用斷斷續續的信號大聲喊，告訴家人自己和女兒怎么樣了。
等著等著，已經到晚上了。聽說上午采集的樣本，都是陰性的，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晚上8點多，郵輪上的旅客陸續下船了。
下船后，我和女兒，還有其他湖北籍的旅客，被天津濱海新區政府安排到一個酒店隔離。酒店環境挺好，住進去感覺挺安心的。之前一直在郵輪上漂著，終于能踏實地在陸地上，睡個好覺了。
當地政府對我們很照顧，酒店服務員也很熱情，沒有人因為我們是湖北人，而有什么推阻躲閃。
每天兩次，有人提醒我們量體溫。酒店每天提供不重樣的餐食，還問我們想吃什么，說是會給我們做，感覺很溫馨。
我也一直關注著武漢的情況。家里人都勸我，說武漢疫情嚴重，如果能在天津多待幾天，盡量晚些天再回來吧。于是，我和女兒就在酒店安心住下了。
一直在天津待到2月22日，我們才回武漢。到家后，每每想起郵輪上的經歷，雖然有驚無險，卻也把人折磨得夠嗆。
自此，也對天津有了一份新的情感。想著疫情結束后，一定要再去一次天津，好好看看這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