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張玲｜34歲｜醫生｜北京
整理：尹平平｜記者 編輯：劉荒
我是北京一家三甲醫院腫瘤內科的醫生。最近這段時間，與一線抗疫科室的醫護人員相比，我們卻突然閑下來了。
現在一周只上兩三天班，因為門診量減半了，病房能關的都關了，不需要這么多大夫天天盯在那兒。上班下班、進進出出的，也不利于疫情防控。
我們幾乎是挨個打電話，勸復診和定期診療的病人先別來了——我們的病人是腫瘤患者，絕對高危易感的特殊人群。
給病人注射化療藥，是我們腫瘤內科的常規治療方式。藥打完以后這段時間，病人大多都經歷一個免疫抑制的階段，藥物作用會使人免疫力低下。哪怕只是普通感冒，或者拉肚子等小毛病，對他們來說，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更別說新冠病毒了。
現在我們提倡營養均衡，還要吃好、睡好，多休息，才能提高免疫力，抵抗病毒侵襲。但打完化療藥的腫瘤患者，因藥物作用造成的免疫力下降，靠吃好睡好是補不上來的。
這種情況下，萬一腫瘤患者感染新冠肺炎，重癥和危重癥率會很高，可能很快就發展成重癥病人。
還有關停住院病房，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一般的住院病房，房間里有4到6張床。如果再加上陪護、探視，還有來回走動的醫護人員，你數數得有多少人？有一個人感染發病，連帶的可就是幾十人。
所以，除了年前做手術仍需住院治療的患者，一般不是危重狀況的病人都出院了。現在很多科室的病房都關停了。
說實話，我們心里也很矛盾。治吧，萬一互相感染了，有可能迅速致命；不治吧，我們畢竟是醫生，心里總覺得不是個事兒。
對于那些早期的腫瘤患者，如果不盡快采取行動，就容易造成病情延誤；而已經確診的癌癥晚期病人，讓人家等三個月再做化療，可能就來不及了。
勸返病人這樣的事，我們也覺得很難張口。在這種特殊時期，腫瘤患者的確很可憐，非常值得同情。可是，萬一因為同情某個病人，接收他入院治療，由此帶來新冠肺炎病毒，責任可就大了。
如果我們冒險救一個病人，使很多病人、醫護人員面對暴露風險，甚至有可能使他們被感染，最后導致疫情大面積暴發，那就不是關停病房，而是關閉醫院了。
但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除了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外，疫情導致其他疾病延誤治療而出現這樣后果的，應該比平時要高。
面對一些病人的無助，我也很難過。但作為醫生要具有冷靜理智的判斷能力，不能被太多情緒的東西所掌控。這種心理素質也是職業素養的一部分。
我們勸返外地的病人，相對比較順利。畢竟來北京看病跑一趟，風險和成本都不小。先不說旅途上的防疫風險，就算順利到北京來放化療，現在很多小區都封閉了，能不能租到地方住都成問題。
勸返北京當地的病人，往往阻力會比較大。他們會說自己并沒有離開過北京，家里也沒有外地來的親戚。至于對方到底有沒有過接觸史，估計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
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建議病人在家附近的醫院就近治療。但他們有人一開始就在我們醫院就診，信任我們大夫。病人堅持要來，我們還是照舊接診。
我現在每周出一天門診，出診時并不太擔心，因為都做好防護了。
我們的防護是有明確規則的：進到什么地方、做哪個級別的工作，防護標準和裝備相應地達到幾級。這是前人留下來的經驗，按規定做就可以了。
令人安心的是，現在病人的防護意識也很強。自疫情暴發以來，病人來診室沒有一個不戴口罩的，絕大部分都戴N95口罩。
我只見過一個戴普通口罩的，還戴了雙層。我們通過接診病人被傳染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現在病人都很自覺，不會輕易摘下口罩。大家都戴著口罩，交流可能說不清楚或聽不清楚。但沒有病人自己摘下口罩，或提出請我摘下口罩的要求。
我們現在每周只上兩三天班，不光適應疫情防控升級，還可以節約防護用品。如果每天全員上班，又沒有多少病人診療，豈不是白白消耗帽子、口罩和手套嗎？現在口罩都鎖在保險柜里了，上班的醫護人員按人頭簽字領取。
前兩年為了防霧霾，我跟鄰居拼團買了一大箱N95口罩。隨著北京空氣質量改善，一直沒怎么派上用場。現在也只有我一個人用，家人戴一次性醫用口罩就可以了。我捐了一些給去湖北支援的同事，還有各地呼吸科一線的同學。
女兒快兩歲了。我們一家三口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現在疫情防控要求嚴，比起勸動病人，勸動女兒更難。她整天一門心思要出去玩，念念不忘坐搖搖椅、蕩秋千、滑滑梯什么的。
我每天都要跟她講：“現在外面有個很危險的大病毒，你出去玩碰上它就會生病，還得打針，特別特別可怕。咱們不要出去了。”這兩天，她終于聽進去了。（應受訪者要求，張玲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