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張佳麗｜26歲｜護士｜貴州貴陽
整理：向定杰｜記者 編輯：劉夢妮
２月７日，作為一名護士，我第一次進入武漢江漢方艙醫(yī)院。
這里和傳統(tǒng)醫(yī)院差別太大了，滿眼都是密密麻麻的患者。印象最深的是聽到一個孕婦過度緊張地說，感覺自己到了病毒堆，連呼吸都怕有錯。
我接管的二三十個病人，年齡最小的是個男孩，只有１５歲；年紀最大的是他爺爺，已經(jīng)７３歲了。
男孩是單親，他們一家共4口人。疫情暴發(fā)后，奶奶感染重癥去世，媽媽在方艙里的另一個區(qū)。
前段時間，孩子快要出院了。媽媽和爺爺還不能出院。大家都在擔心，孩子出去了沒人照顧。
這時，旁邊有一位小伙子，說他也快出院了。到時候，可以幫忙照顧這個小朋友。
原來，這位熱心腸的小伙子，就是前不久走紅網(wǎng)絡的方艙“讀書哥”——這位留美的博士后戴著口罩，在方艙病床上安靜閱讀的照片，在網(wǎng)上刷屏了。連他讀的那本書，聽說都成了暢銷書。
后來，這位“讀書哥”真帶著這個15歲孩子一起出院了。
聽說，方艙內(nèi)圖書驛站的建立，就跟“讀書哥”有關。現(xiàn)在，病人隨時都能去那里拿書看，可以打發(fā)不少時間。
在方艙，我第一次穿戴上防護用品。一開始很不習慣，遇上天氣好、溫度高的時候，真的特別難受。
記得第二次進艙，護目鏡的帶子太緊，壓得我太陽穴脹痛，頭昏腦漲想吐。那天，感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護理的大多數(shù)病人，都是中年人。開始的時候，工作起來很吃力。病人和我們都是剛剛到這里，環(huán)境很艱苦，病人情緒也不大好。
最初，他們都不愿意下床活動。每次上班，我都會去喊他們適量運動下。與他們交談時，會問他們有沒有什么不舒服，醫(yī)生安排的檢查做了沒有，掌握自己的近況沒有。
我想自己多一些問候，或許能在這個密閉的空間，給予他們更多安慰。慢慢地，大家熟悉起來，病人們也開始改變沮喪的心情，主動要求下床活動、鍛煉身體。
方艙的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后，各方面服務也越來越好。以至于有快出院的患者，跟我們說想多住幾天。
之前有人在方艙里跳廣場舞，網(wǎng)上炒得特別火。后來已經(jīng)不鼓勵跳了，改為打太極拳之類舒緩的活動了——據(jù)說，跳廣場舞容易引起灰塵和飛沫。
在我負責的病人中，有一位患有糖尿病。每一餐，我都會提醒他吃什么、不吃什么，多吃什么、少吃什么。
沒想到，我的用心被他記在心上。２月１９日，我除了收到所護理病人的聯(lián)名感謝信外，還有一封是他單獨寫的。這些都讓我覺得，出征武漢并沒有那么苦，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這段時間，社會各界對我們的關愛也很多。武漢這邊發(fā)了很多生活用品，家鄉(xiāng)貴州又寄了幾批過來。愛心禮包里面，除了羽絨服、鞋子，連辣子雞都有。
吃著家鄉(xiāng)的辣子雞，我也有些想家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離家之前的那幾個小時。
２月４日半夜，我正在息烽縣中醫(yī)醫(yī)院值夜班，護士長打來一個電話。她說，醫(yī)院有個援助武漢的名額，問我是否愿意去。
“愿意！”我立馬回答。但也許我決定得太快，反而引起了護士長的擔憂。她又追問：“你確定要去嗎？會很辛苦的，你能不能堅持？”
想到自己沒結婚、沒孩子，況且國難當頭，這是我應該做的事。為了表達內(nèi)心的堅決，我對護士長講：“不要再說了，我去。”
在做決定的過程中，我心跳有些加速。放下電話，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出來。我有些害怕告訴家人這個決定，怕他們擔心。
1個小時后，我回家收拾行李。盡管很小心，但還是驚動了父母和爺爺。
他們知道我要去武漢增援的事，可能是怕我亂了陣腳，都表現(xiàn)得很淡定。８３歲的爺爺還說，去吧，國家有難，匹夫有責！
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來。
我們一家人在火爐面前，坐到了天微亮。大家聊了什么時候走、要帶哪些東西、醫(yī)院去幾個人等等。之后，便不敢延伸這個話題了。
我一邊逗我的小侄兒，一邊和家人談著以前家里的事兒，就這樣度過了在家的最后兩三個小時。
清晨六點，帶著匆忙收拾的行李，我返回醫(yī)院。下午2點，我在貴陽機場，與貴州省第二批援鄂醫(yī)療隊的１０１名成員匯合，一起飛往武漢。
到了武漢，大巴車開進市區(qū)，偌大的城市竟然空蕩蕩的，幾十層的高樓就那么幾處燈光，大家都有些緊張。
第二天開會時，同行的一位小哥哥，用膠帶把窗戶透風的地方都封了起來。經(jīng)過兩天的培訓，我們漸漸消除了一些恐懼，也學習了怎么和病人溝通，以及防護用品的選擇及穿脫。
進入方艙后，我的任務主要是為病人測體溫、脈搏、血壓、血氧飽和度，并做好記錄。此外，病人生活也是我們負責，比如發(fā)盒飯、牛奶、水果。
轉(zhuǎn)眼到了２月下旬，貴州醫(yī)療隊管理的患者開始陸續(xù)出院。其中，也有我護理的患者，包括跟著“讀書哥”一起離開的小男生。
看著病人們紛紛康復出艙，我覺得我也快回家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