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女作家聶華苓(右)同丈夫、美國本土詩人保羅·安格爾在一起合影。　(資料片)

　　正逢秋盛,小城艾奧瓦被大片楓樹林和玉米田擁裹著,遠遠望去一片丹朱明黃。

　　不少艾奧瓦市的居民都知道本城的中文叫法,但他們更喜歡“愛荷華”這個好聽的名字。這是長居此地的華人女作家聶華苓的創意。荷花這個在中國文化里極美和清凈的意象,似讓小城添了幾許詩情,能助人消解鄉愁。曾受聶華苓之邀來此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中國作家畢飛宇說:“Iowa的漢譯有兩個,艾奧瓦和愛荷華。你寫大麥和玉米,可以用艾奧瓦,但在文學界,只有一個名字,就是愛荷華。”

　　這個在位于美國中西部腹地的小城在華文世界聞名遐邇,它向著改革開放后走出國門的一代代中國作家張開雙臂,迄今已近40年。

　　用詩同中國對話

　　“白發蒼蒼的風吹了幾千年,

　　把綠田上的紅土吹進你的棕色眼睛

　　……

　　什么都打不垮他們。

　　他們消滅毀滅。

　　幸存這個詞就意味著,中國人!

　　……

　　未來是一枚火箭,你騎上它出發。”

　　這些詩句節選自美國中西部著名本土詩人保羅·安格爾上世紀70年代末和妻子聶華苓二度訪問中國后所寫的詩篇《中國印象》。這位不懂中文的美國人,敏銳地觀察著這個國家的往昔際遇和開始萌動的變化,用詩和這個國家進行對話。

　　個人經歷和文化審美造就了聶華苓夫婦對中國的深刻感情,也解釋了他們婚后致力于創建、推廣“國際寫作計劃”,并邀請眾多中國作家和詩人前往艾奧瓦州暫居寫作的緣由。改革開放的中國帶給他們的感受太過強烈,這讓他們深深意識到通過項目了解中國文化發展情況,通過邀請中國文壇代表人物加強中美文學交流的重要性。

　　聶華苓1925年生于湖北宜昌,從大陸到臺灣再到美國,“三生三世”,見證了無數歷史節點。談起自己1978年首度歸國返鄉的經歷,這位90多歲老人的眼睛仍熠熠生光。她告訴記者,自己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回國,就如愿見到了王蒙、冰心、艾青等作家。“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我說要見這些作家,結果都見到了,我就很高興,知道他們開始開放了。老一代的作家我要知道,年輕作家我也要知道,過去的、現在的事情,我都要知道。”

用心和中國相知

　　迪比克大街1104號,位于半山腰的二層小樓“安寓”,粉墻上的鍍金門牌已經褪色。這里是受邀來此參加項目的各國作家津津樂道之處,更是中國作家們在此地的文化“故園”。

　　很多中國作家參加項目要面臨著語言、資金等方面的挑戰。安格爾1991年過世后,項目的經費一度非常困難。聶華苓的女兒王曉藍回憶,為湊錢邀請中國作家赴美,聶華苓不得不向當地開餐館、做生意的人求助集資。這位湖北姑娘的倔強發揮了作用,項目慢慢重見起色。

　　“好多中國作家來這邊不會說英語,但我一定要請,讓他們呼吸外面的空氣。當年跟保羅創辦這個項目,是為我們的理想——全世界作家的文學交流。我只管做,只要是我喜歡的作家,我就請他來。我一生最大的收獲就是生活,我還活著,我很高興,對各國的作家,我還可以幫他們,比方說邀請中文作家。”聶華苓說。　

　　更難能可貴的是,聶華苓和安格爾對參加項目的每一位中國作家關懷備至,從簽證到航班,事事親自關心。他們到來后,又常常請他們來“安寓”做客、暢聊,幫助他們適應和理解這個陌生的環境。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家何吉賢介紹,中國女作家丁玲來后,安格爾親自給美國東部的每個常青藤學校寫信推薦她,說她是中國文壇代表性人物,希望大學能邀請她演講。而作家們也和安格爾夫婦結下了深摯的感情。“這種感情是很個人的,也非常長久,蕭乾、王安憶等作家多次來,丁玲稱安格爾為‘中國的女婿’,還有作家依中國起名傳統稱其為‘安哥’,稱聶華苓為‘中國昭君’,向夫婦二人贈送了不少絲綢衣服,意為‘昭君出塞,不可無絲’。”何吉賢說。　

　　王曉藍回憶:“母親是個創辦這個國際寫作計劃的人,他們(中國作家)跟國際寫作計劃的關系不僅是像其他人那樣僅僅是參加,而是跟創始人接觸很多,有很多文學的溝通,她本人又是個中國人,我想國際寫作計劃那么成功,對作家有那么大的影響,也是父母他們兩個人(的緣故)。”

　　用文學見證中國發展

　　據項目副主任休·費勒介紹,自1967年項目成立以來,已有150多個國家的1400多名作家和詩人受邀來本地參加文化交流活動,其中來自中國的就有近50人,而他們中間的大部分都是改革開放后才得以到此的。

　　這些作家在中文世界里赫赫有名,丁玲、艾青、王安憶、遲子建……其中更有些已具備世界級的知名度,比如莫言。他們都是聶華苓親自挑選并邀請赴美的,項目讓他們中的很多人第一次走出國門,而這個以農業和寫作聞名于世的小城,又帶給他們一種完全不同于之前想象的美國印象。

　　“世界在向全球化趨進,地區差異在縮小,尤其是我們,中國大陸。1983年,來自任何國度的作家,都比我們有見識,都比我們沉著自如——他們比我們先期進入全球化,這命運里面,幸和不幸的成分都有。而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擁有護照,第一次搭乘國際航線,第一次在超級市場購物,第一次使用支票,第一次實地接觸現代舞,第一次看電影007,第一次聽貓王……現代性在愛荷華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撲面而來,真有些擋不住,”曾參與項目的作家王安憶回憶說,“從愛荷華去到芝加哥、紐約、舊金山,方才知道我們來自鄉下,是鄉下人,我卻慶幸自己第一次去到美國,就到美國的腹地,那里有一些更為本質性的生活,最典型的元素隨進步潮流歸集到某個中心漩渦,留下它們,在滯后的不變的表面底下,其實隱藏著起源和歸宿。”

　　進入21世紀,來此的中國作家和詩人已很難再體會這種強烈的新鮮感,中國早已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他們在文化和視野上所受的沖擊感更淡,在此安排的活動更加豐富,自身的表現也更為活躍。今年參加項目的中國詩人蔡天新告訴記者,自己有多國游歷經歷,英語日常交流沒有問題,跟早期出來的前輩作家相比,更多一些國際的視野,再加上沒有太多經濟方面的限制,因而更能跟這邊的作家們打成一片。“因為難得來,我把這邊的活動安排得比在國內還要多一點,這次有11個城市邀請我去做講座,其他國家的作家一個都沒有。”參加項目的香港詩人周漢輝和臺灣作家黃宗凱對蔡天新由衷“膜拜”,他們說,蔡天新相比他們英語水平更高、活動能力更強、對外交往經驗更加豐富,能夠較快地進入和適應環境。用聶華苓的話說:“當年我請的作家跟現在當然不同,當年的還有些小心翼翼,現在的就很開放了。”

　　受邀來此的中國作家們的表現也深獲主辦方認可,在參加過項目的各國作家中,迄今有兩人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除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外,就是中國作家莫言。項目主任克里斯托弗·梅瑞爾(Merrill)非常欣賞中國作家和詩人們,他告訴記者,中國詩人西川的作品重塑了他對詩的看法,莫言、蘇童、李銳的小說更深刻影響了他對中國當代生活的理解。

　　“中國文學讓我們對人性有了更深刻更復雜的理解。人們很容易陷入對他人的成見之中,文學就是要打破這些成見。當我讀莫言的《生死疲勞》時,我對中國過去50年的歷史有了非常不同的感受,這既是因為莫言是個很有趣的作家,也是因為他的想象力非常奇崛豐富,我因此而理解了一個和我之前看法很不一樣的中國。這種收獲不僅發生在我和中國作家的談話中,也發生在我去中國的時候,以及閱讀中國作家出色作品的時候。想要成為21世紀的作家,你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國。”費勒說:“中國的作家們一直是項目和平和對話的來源,也是我們項目的一大寶貴財富。”

　　何吉賢認為,在怎樣講好中國故事方面,聶華苓對于世界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研究也很有啟發。她選擇邀請的作家中,有好幾位常在作品中用幾個關鍵的歷史時段、節點來講述中國人的人生際遇和發生的精神變化。“她偏重于選擇這種作家,希望他們能多講述20世紀中國的故事。現在的莫言、蘇童、格非、賈平凹等50后作家和70后的喬葉還有這種傳統,可是新的作家中這種情懷和寫作偏重已經少見,現在中國發展了,更需要講好20世紀的故事。”

　　用心愿為中美交流“開窗”

　　近年來,項目中對華交流的內容更加豐富,除邀請中國作家赴美外,越來越多的美國作家和學生也開始前往中國。梅瑞爾如數家珍:“‘發現的生活’活動讓中美不同少數民族的作家一起工作,并來到對方的國家住一陣,他們會開展聯合寫作,討論中美文本,舉辦各種活動。在上海,我們邀請了中美劇作家就一個共同主題進行創作,并雙語翻譯,然后同時在上海和艾奧瓦上演這些劇本,并集結成書,取名‘中國之翼’。”

　　而中國作家也對項目評價很高。2006年受邀參加的作家畢飛宇認為,參加項目讓他相信文學可教,他的許多教學方法也收獲于此。“在艾奧瓦,文學教育其實就是一句話,平等地對話。這不只是技術的問題,也是文學的世界觀問題,沒有權威,也沒有必須接受的文學真理,大家都是參與者,討論者,探求者。文學可以教,但不是向具體的教授學習,而是向具體的實踐學習,在討論中修改,在討論中完善。”

　　2005年參加項目的女作家遲子建則認為,項目安排了不少文學座談,如性別與寫作問題、怎樣描寫恐怖、想象與現實的關系等等,對她的寫作很有啟發性。“因為作家們來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不同,所以聽他們發言,等于是構建一個文學版圖的世界,文學的富庶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不完全成正比,這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

　　“中國作家現在并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但艾奧瓦的這扇文學之窗,依然是最大而最明亮的。而且這扇窗,也是中國作家開始走向世界舞臺的第一扇窗口,聶華苓居功至偉。這個項目的最積極意義,是以文學的方式,接近著我們夢想中的這個世界的和平。”遲子建說。

　　談到自己的遺憾,畢飛宇說:“我們這一代作家外語都不好,如果我們的外語再好一些,我們的交流會更加流暢。”(記者朱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