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杭州6月1日電 題：打造解紛“終點站” 避免矛盾“再發酵”——浙江“最多跑一地”改革觀察

　　新華社記者何玲玲 商意盈 方問禹

　　繼“最多跑一次”改革后，浙江自2019年起積極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最多跑一地”改革。以縣（區、市）為重點加快建設完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發動社會多方力量參與，提升政府公信力，讓老百姓的幸福感更強、獲得感更實、安全感更足。

　　“一站式”化解矛盾糾紛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縣政府旁邊的一棟兩層小樓前，“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牌子十分醒目。矛調中心負責人沈高飛說：“如今群眾只需要到矛調中心掛號，公檢法信訪等各窗口既分工又協作，基本可實現矛盾糾紛‘最多跑一地’。”

　　安吉縣矛調中心是浙江省推進社會治理“最多跑一地”改革的縮影。2019年，浙江省委將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建設列入2019年重點突破改革項目并扎實推進，目前已覆蓋89個區縣，形成了縣（區、市）、鎮街、村社三級聯動的金字塔形矛盾化解模式。

　　寧波市鎮海區近年來持續探索建設以“信訪超市”為主體的矛調中心，提供矛盾調解、法律援助、勞動仲裁、訴訟服務、信訪調處等“五位一體”服務模式，實現矛盾糾紛“一站式接待、一條龍辦理、一攬子解決”。

　　沈女士是鎮海區一家游樂園的營業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她和同事的工資沒了著落，抱著試試看的心情來到矛調中心。經過勞動仲裁部門與游樂園老板協商，她和同事順利拿到今年2月的工資。“以前都說‘有事找政府’，我們哪里分得清什么事找什么部門？‘最多跑一地’讓老百姓很暖心。”

　　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區委書記張振豐說，很多惡性事件都源于矛盾久拖不決。“最多跑一地”打造的“一站式”服務不是做矛盾糾紛的“轉手掌柜”，而是要做“終點站”，以此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對于公平正義的訴求。

　　數字化、全網格助力矛盾源頭化解

　　走進杭州市余杭區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只見這里集合了治理綜合信息指揮平臺、信訪矛盾聯合調處平臺、公共法律服務平臺、社會心理服務研究平臺、社會組織培育孵化平臺等5個平臺。在巨大的電子指揮平臺上，依托于“城市大腦”的精密智控系統讓各項矛盾糾紛等社會治理信息一目了然。

　　杭州市余杭區委政法委副書記朱曉燕說，余杭的“最多跑一地”改革很大的特色是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智慧治理。線上線下的矛盾訴求統一集納，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進行分流處置和反饋，數字化方式收集、智慧化方式預警，實現“最多跑一地”甚至“一地都不跑”。

　　信息技術是支撐，全網格式治理的制度基礎則為“最多跑一地”改革奠定了堅實基底。在寧波鎮海區，有700多個網格和各類矛盾調處社會組織織就“微治理”大網，接到矛盾糾紛的訴求信息后，網格長、志愿調解員、公益律師等組成信訪代辦員隊伍提供“下沉”服務，形成全域社會矛盾糾紛的“流動化解”。

　　浙江省政法委基層治理指導室主任陳旭瑾說，“最多跑一地”就是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念、方法、技術更好地運用到社會治理領域，解決群眾不知往哪跑、來回跑、反復跑問題，助推社會矛盾要素治理向縱深推進，是“楓橋經驗”在新時代的升級版。

　　據統計，2019年，浙江省信訪總量同比下降10.4%，法院新收訴訟案件由連續多年高位增長轉為下降。特別是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全省各中心共受理各類涉疫事項193.9萬件次，為打贏疫情防控戰營造了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以“整體政府”打造矛盾糾紛調處全鏈條閉環

　　湖州市委常委、安吉縣委書記沈銘權說，“小切口、大治理”式的“最多跑一地”改革，初步實現了矛盾調解糾紛化解從碎片化治理向集成治理、被動治理向主動治理、突擊治理向長效治理、單向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轉變。

　　在改革推進中，浙江整合縣級綜治中心、人民來訪接待中心、12345等線下線上工作平臺成建制入駐，推動“多中心”成為“一中心”。同時整合紀委監委、政法委、信訪等部門力量入駐，還積極吸收行業性專業調委會、法律咨詢、心理服務等社會力量進駐。

　　湖州市安吉縣孝豐鎮社會治理辦主任曾紅星說，有的地方同時存在30多條政務類熱線電話，而且各部門間還有不少職責交叉、管轄真空地帶，也存在推諉扯皮的情況，“最多跑一地”改革就是從源頭上解決這個問題。

　　與此同時，浙江堅持“調解優先、訴訟斷后”，建立“矛盾糾紛調處—司法確認—訴訟引調—代理訴訟”的全鏈條流程，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為一體。同時開設領導干部“下訪”“接訪”，切實為百姓解決困難。

　　“已經基本形成了矛盾調處閉環。”杭州市余杭區喬司街道黨委委員方敏說，從目前的實踐來看，98%以上的矛盾糾紛在村社和鎮街一級的矛調中心就能解決，剩下的則通過區縣。一些解決不了的個案，則可以走司法訴訟途徑。

【糾錯】

責任編輯： 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