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共和國榮光）樊錦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
新華社蘭州10月21日電 題：樊錦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
新華社記者 張玉潔
獲得“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后，81歲的樊錦詩一直很忙，從北京到香港、從廈門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她說。
佩戴國家榮譽稱號獎章的樊錦詩（9月29日攝）。新華社發(fā)（敦煌研究院供圖）
從“挖寶貝”到“守寶貝”
樊錦詩中學時就愛逛博物館。1958年填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時，她以為自己以后成天“挖寶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護人。
在莫高窟9層樓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里，有一個不大的房間。土炕，土桌子，還有一個土“沙發(fā)”，這是樊錦詩曾經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掃不完，老鼠竄上床頭是常事；一直與遠在武漢大學工作的丈夫相隔兩地，孩子出生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許多次離開的機會，樊錦詩最終留在了敦煌。
“對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無比廣闊，內容無限豐富。越研究越覺得，老祖宗留下來了世界上獨有的、多么了不起的東西！”樊錦詩說。
是吸引，更是責任。這座千年石窟曾歷經磨難，成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常書鴻、段文杰等前輩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為保護敦煌傾盡一生心血。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前所未有地重視莫高窟的保護。“文物命運是隨著國家命運的。沒有國家的發(fā)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護的各項事業(yè)，我們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錦詩說，“只要莫高窟存在，我們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2015年9月29日攝）。新華社發(fā)（孫志軍 攝）
從“一張白紙”到“極具意義的典范”
1987年，莫高窟被評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是申遺的主要負責人。梳歷史、理保護、講開放，在填寫大量申遺材料的過程中，她看到了更為深廣的世界。
“文物保護的國際憲章和公約原來沒聽過，保護涉及法律和管理從前不知道，怎么處理保護與旅游開放的關系也不清楚。這給我莫大的刺激。”樊錦詩說，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遺產體系后，她更深入地認識到了莫高窟的價值。
“世界文化遺產的6項標準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把莫高窟保護好，讓它的保護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她說。
一幅關于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巨大圖景，在樊錦詩心里悄然鋪開。莫高窟歷經千年，壁畫彩塑已殘損破敗。如何讓這一人類遺產“永生”？做過文物檔案的她想到了用數(shù)字的方式。
上世紀80年代，敦煌研究院開始嘗試文物數(shù)字化。就是將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終形成能夠“永久保存”的數(shù)字洞窟。這些數(shù)字資源還可以被“永續(xù)利用”，成為出版、展覽、旅游等的資源。
說時容易做時難。形制改變、顏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道道問題擺在眼前。與國內外機構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錦詩說，從提出設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數(shù)字檔案，他們花了整整20年。
這些數(shù)字資源顯示了價值。2014年莫高窟數(shù)字展示中心投運，數(shù)字球幕電影讓游客領略了石窟風采，也緩解了保護的壓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還在立法保護文物、制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探索、總結了經驗。
莫高窟的管理與旅游開放創(chuàng)新模式，獲得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稱其是“極具意義的典范”。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2011年8月16日攝）。新華社發(fā)（孫志軍 攝）
“莫高精神”：大漠“第二寶藏”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來，一批批學者、文物工作者來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國慶前夕，樊錦詩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頒發(fā)獎章。她那一頭白發(fā)，寫照著歲月的流逝，見證著一代代傳承。
建院70周年之際，樊錦詩在總結前輩創(chuàng)業(yè)歷程后，總結出了“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們明明可以擁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環(huán)境，偏偏歷經千辛萬苦留在敦煌，他們就是精神符號。東西壞了還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沒有了。‘莫高精神’是我們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樊錦詩說。
如今，莫高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大城市比還有不小差距，卻仍有年輕人不斷踏著前輩的足跡來到敦煌，甘愿奉獻。他們說，“莫高精神”已經成為文物以外的“第二寶藏”。
“干了一輩子，總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兒”樊錦詩充滿感情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