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艾滋病犯：“走在刀口上”的職業

　　云南建水監獄關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監獄醫生職業暴露風險大，招人成為難題

　　唐順保工作之一便是巡視病區。

　　6月21日上午，云南建水監獄，身體虛弱的監獄醫院院長唐順保堅持在病房出診。今年5月6日，經過癌癥治療，身體尚未恢復的他在家閑不住，回到了工作崗位。目前建水監獄有2000余名罪犯，其中400多人是艾滋病犯，醫護他們是唐順保和同事們的日常工作，他們因此被稱為“走在刀口上”的人。

　　很多犯人的腿是黑色的。他們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刑期比命長”。

　　這里是云南建水監獄，作為云南首批集中關押收治艾滋病服刑人員的試點單位，建水監獄的第八監區關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

　　長期面對他們的，是監獄醫院的醫生們。有病犯企圖自殺，血液濺入醫生的眼睛。有病犯在轉運途中抓傷了醫生的皮膚。醫生們竭盡全力，可是病患一個接一個死去。十幾年來，這些場景不時在建水監獄醫院發生。

　　職業的風險，也讓院長唐順保和醫生們被稱為“走在刀口上”的人。

　　他們的病人“刑期比命長”

　　剛到建水監獄第八監區工作時，獄警尹濤內心受到了極大沖擊。

　　“人間沒見過的慘狀都見過了，很多罪犯有過吸毒史，吸毒導致的血管硬化會逐步將血管堵塞、損壞，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里一直腐爛。”

　　2008年，建水監獄成為云南首批集中關押艾滋病服刑人員的試點單位。2000余名罪犯中，有400多名艾滋病犯關押在第八監區。

　　建水監獄醫院的醫生們，承擔著醫治艾滋病犯們的任務。

　　6月21日中午，唐順保和在同單位工作的妻子走在下班的路上。

　　這里收治的艾滋病犯，70%有過吸毒史，其中很多以販養吸，獲無期徒刑。許多病犯在收監體檢時才得知自己患病，從一開始的震驚、暴躁，到接受，經歷服藥治療、發病的反復，有的甚至在監獄走完自己的一生。“刑期比命長”也成了第八監區不少病犯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醫生們要盡量從正面做工作，還要講求策略，減少病犯的抵觸情緒。平日里，醫生們會宣傳艾滋病相關知識，每周上課，每月不定期找病犯談心。

　　做起來并不輕松。大部分艾滋病潛伏期8-10年，到了發病期，肝、腎等器官會衰竭，身體也加速衰弱。“潛伏期未見異常的病犯看到發病期的病犯，很可能會造成沖擊，產生負面情緒，我們會進行心理疏導，用治療成功的案例鼓勵他們。”建水監獄醫院教導員范云富說。

　　“我們會從醫療的角度介紹治療情況、成功案例，以及目前世界范圍內艾滋病治療發展到哪個階段、用什么藥、怎么阻斷，讓他們清楚情況，也能打消他們的緊張情緒。”范云富說，“我們還會和社會力量合作，請專家學者做講座。在艾病監區，也會提供個人的心理咨詢和團體輔導。”

　　“鎮住”絕望的病犯

　　絕望和病痛，讓有的病犯拒絕治療。即便醫院嚴格遵守“發藥到手，看藥到口”，但還是有病犯偷偷把藥攥在手心，或者把藥含在嘴里不咽下去。

　　院長唐順保，是能“鎮住”他們的人。

　　“我告訴他們生病也要注意(身體)，不能破罐子破摔。”唐順保的父親就是醫生，他從小受到熏陶，就想行醫救人。1980年，電影《戴手銬的旅客》風靡，影片中機智勇敢、身手矯健的公安干警形象讓他對警察這份職業，也多了些渴望。1989年，唐順保從云南中醫學院畢業，到了建水監獄醫院，醫生和警察一肩挑。

　　“鎮住”病犯，唐順保的方法是鼓勵。

　　“醫生說我只能活3個月，你們看我這不過了10個月。”為了鼓勵病犯接受治療，他在交流會上向艾滋病犯分享自己對抗病魔的故事。

　　去年8月，唐順保檢查出膽囊癌。自己就是醫生，他毫不含糊地講這病“惡性相當高”。不到一年，唐順保瘦了32斤，原本體型適中的他，現在顯得尤為瘦削。工作服尚未做新的，所以穿在身上看著尤為寬大。

　　到今年5月6日，唐順保經過了6次介入治療。身體尚未恢復的他在家實在閑不住，回到了工作崗位。

　　在建水監獄醫院，不少人和唐順保一樣，同時擔任醫生和警察兩個角色。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要同時兼顧管理和治療。用范云富的話說，病犯首先是一名服刑人員，要接受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其次是艾滋病人，還要接受診療。“就醫是權利，改造是義務。”

　　職業暴露的風險

　　與平時工作的辛苦和難度相比，隨時可能面臨的職業暴露讓這份工作的危險更加難以捉摸，突發情況是最大的變數。

　　趙劍泉是建水監獄醫院第7個發生職業暴露的醫生。2016年，在一次儀器故障時，血濺到她臉上，當時趙劍泉臉上有痤瘡，存在創面。血濺到臉上的時候，她蒙了兩分鐘，然后真切地感到害怕。

　　在第一時間進行抗阻斷治療后，她仍忍不住發問，“怎么就偏偏發生在我身上？”

　　后來她才知道，她并不是建水監獄醫院唯一發生過職業暴露的醫生。發生職業暴露后，大家都選擇默默承擔，除了心理上不愿讓別人知道，也怕引起同事的恐慌。

　　范云富在2011年遇到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二次職業暴露。在與艾滋病犯談話時，罪犯突然站起身企圖自殺，一頭撞在玻璃上，當時罪犯前額流血不止，范云富立即對其進行止血治療。“當時沒覺得什么，處理完之后，覺得眼睛看不清，摘下眼鏡一看，鏡片內壁有血跡，很可能濺到眼睛里了。”范云富回憶，“因為角膜和HIV病毒的親和力很高，該艾滋病犯的病毒載量也很高，評估下來職業暴露被傳染的可能性比較大。”

　　6月21日中午，唐順保在宿舍內服用抗癌藥物。

　　與第一次發生職業暴露時比，范云富不再恐慌服用抗阻斷藥物所產生的頭暈、惡心副作用，但內心的焦慮絲毫不減。

　　上一次的幸運并不代表這一次的平穩落地，對于發生了職業暴露的人來說，等待檢驗結果的過程就像在等待宣判。

　　通常，他們需要連續吃28天的抗阻斷，經過3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的窗口期，檢驗結果沒事才算“渡”到安全區。

　　唐順保也發生過兩次職業暴露，一次是2014年4月11日，在轉送艾滋病服刑人員鄭某到醫院就醫途中，鄭某艾滋病性腦病發作，不停用雙腳踢車門，還有抓人的舉動。唐順保被抓傷了，皮質層破掉了。

　　他不愿多說職業暴露的經歷，“我自己知道情況算輕的”，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唐順保都是自己轉送病人，坐在后面車廂看押著罪犯。“一些小同志跟我一起去城里送病人，我會讓他們坐在救護車前排，即使他們自告奮勇坐在后面，也會緊張、害怕。”

　　趙劍泉在發生職業暴露時暗下決心，如果幸運沒感染，就申請調走。后來檢查結果HIV陰性，她又改變了主意。“畢竟是自己的工作，如果都有畏難的情緒，那這個工作誰來做。”

　　監獄醫生壓力大，工作中容易發生職業暴露，但目前關于這方面的賠償保障機制仍然空白。范云富呼吁成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在特殊場合產生的職業暴露風險，沒有保險公司愿意擔保。算不算工傷現在也沒有相關規定。發生職業暴露只有抗阻斷，但并不保證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有了萬一，我和我的家庭怎么辦？”

　　歸隊的“逃兵”

　　也有人想過逃離。王錦紅曾經慎重并堅決地想要調崗。“我覺得我做不下去了，明明盡全力了，但病患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走了。”

　　救死扶傷的天職，一次次受到沖擊。“普通病患治療的恢復是可見的，艾滋病人治療起來要艱難很多，很多病犯沒有緩解的跡象，你就會不斷否定自己。”王錦紅直到現在，還不能平靜地說起這種無能為力的委屈。

　　在一次緊急搶救中，一名艾滋病犯心臟驟停，王錦紅按照臨床經驗操作，恢復病犯心率，把情況基本穩定下來，但沒多會兒，病犯突然吐血，經過兩個小時的搶救后，因血小板過低失血過多，最終去世。“猝不及防，我心里面過不去，他突然去世，也找不到病因，內心沖擊很大。”

　　心里過不去那道坎，王錦紅申請調離一線。“調崗的時候滿心歡喜，但又覺得自己像一個逃兵。”

　　“唐院長總是沖在最前面，當時曹林(化名)創面那么大，都是唐院長給換藥。平時碰到外傷的情況，男醫生也會沖到前面，這些都直接跟血液打交道。”王錦紅說，“醫生、護士彼此之間，就是對方的眼睛。”

　　她最后又回到了一線，用她的話說，“人心都是肉長的”，無法忽視工作的感召。

　　與王錦紅的經歷相似，許多醫生慢慢克服恐艾情緒，漸漸適應職業所帶給自己的一切。完成這種轉變，建水監獄醫院經歷了11年。

　　“2008年剛開始集中管理的時候比較難，當時只有2個醫生4個護士，很多工作無法鋪開。”唐順保告訴記者。

　　這時候，唐順保就帶頭讓自己的愛人到第八監區工作。“你自己要帶頭，領導、領導，自己不領不導，別人怎么會做，遇到特殊的情況還要帶頭。”

　　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范云富，夫妻二人也都在建水監獄工作。

　　開始集中管理艾滋病犯后，慢慢就有外部的病犯往第八監區送，兩三年不到監區就爆滿，規范化管理成了新挑戰。

　　建水監獄醫院建立了以初篩、確認、告知為主的告知程序；完善了以檢查、分類、臨床治療、實驗室隨訪、醫學觀察、轉介為主的醫療程序；并進行針對性教育的監管程序。

　　“我們還是要比別人早走一步，對于藥物的配比也采用符合標準的雞尾酒療法。”唐順保說，“現在，90%的病犯能納入治療，90%病犯的CD4細胞穩定在一個范圍，有些病犯的病毒載量都已經檢查不出來了，很多病犯都能達到社會上的指標要求。”

　　人才隊伍在萎縮

　　“但跟外邊醫院相比，還是發展得太慢了。”唐順保這次生病住院，從建水到昆明，讓他對監獄醫院管理有了更多的想法。

　　“我在昆明做手術的醫院，碩士生都沒機會進去，而縣醫院找人的層面就是本科，研究生不愿意來，到我們這里，只有職業衛生學院的層次。就是這樣一個現狀，我們這邊還沒有規范化培訓。”唐順保轉著杯子，坦然地說出現實差距。

　　他也著急，這幾年，人才的問題是他一直擔心的。“招不到人，隊伍在萎縮，我每年都建議，招公務員的時候留編制給醫院的醫生、護士等。”

　　人才的流失也加劇了唐順保的焦慮。“我們2004年開始招人，流失率大概在50%。”唐順保告訴記者。他也能理解這種局面，“知道自己媳婦、老公在管理艾滋病犯，對方會很難接受。曾經有個小伙子要進監獄醫院，小女友直接說你去吧去吧，我第二天就去找別人。”

　　招聘還得繼續。去年建水監獄醫院招考，一個都沒招到，今年新的一批有3個人來報到，但還需要通過體能測試。堅持招人雖然有用，但培養就得多花心力。

　　“我會在會議、查房的時候，把我知道的醫學知識、理念往下傳。”唐順保說，“要不斷招人，也要不斷把人培養好，還要把老人培養好。”

　　唐順保一直是樂觀的，在他眼里建水監獄醫院能有今天這個局面已經不錯了。“今年這3個，就算以后走了2個，那還是會留下1個。”他強調，“有些醫院走了人就沒再招了，但我不管，一直招，一直培養。”

　　監獄醫院人才的短缺不是建水一家的問題，由于許多醫務人員是警察，屬于公務員身份，因此在職稱待遇、職稱評定、衛生防疫津貼補貼等方面不能和社會上的醫務人員同等待遇。在監獄長期從事醫療工作，也面臨條件較差、接觸臨床病例少，培訓機會少等問題。

　　司法部監獄管理局相關領導表示，要協調人社部門，對監獄醫務人員實行定向單獨招錄，拓寬入口。繼續走社會化的路子，將監獄醫務人員的培訓、繼續教育工作納入到地方衛生部門的培訓規劃和計劃中。

　　采訪過了半小時，唐順保喝了口枸杞紅棗水，略顯疲態。

　　“娃娃的意思做不動就不做了。”被問及今后的打算，唐順保回答，“但我覺得只要身體恢復過來還要繼續做下去，年輕時條件那么艱苦都沒離開，到了這個年紀不可能再走了。”

　　他對這份職業沒有太多高大上的話，只是淡淡地說，我們上世紀80年代畢業的這些人，對職業的穩定很看重，不想去奔波，也不知道要奔波什么。

　　“你不吃這碗飯還是有人吃這碗飯，我就喜歡吃這碗飯。”唐順保笑著說。（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俊 攝影/新京報記者 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