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入睡時，總有一些人還在上班。

　　白居易當官時，曾和同伴“夜直”，有詩云：宮漏三聲知半夜，好風涼月滿松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中唯兩人。

　　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類社會朝24小時不停歇的方向發展，夜班群體隨之迅速膨脹。

　　他們或許是電廠運行人員、道路清潔工、醫生護士、民警保安，維系社會的基本運轉。他們或許是日內交易員、IT運維、跨國客服，不得不適應國際業務的需要。近幾年，為了追趕行業發展速度，互聯網企業也在推行倒班制度，許多員工從“996”——早9點、晚9點，上6天班，變為“247”——三班倒，一天24小時，上7天班。

　　他和小一歲的同事去火車站接人，被認成了同事家長

　　幾個方法讓你辨認出身邊的“夜班族”。

　　近距離觀察，痘痘、黑眼圈、膚色發白、臉泛油光。夜間不得休息，他們的皮膚多少出了問題。身材上也能略窺一二，大腹便便或瘦骨嶙峋，夜間進食和飲食不規律所致。

　　若他們在陽光下無所適從，甚至表示討厭陽光，可能性則有了七成。他們是生長在黑暗中的動物。

　　最后一招，問他年齡。看著像32，卻說剛滿23，邊摸頭發邊自嘲“第一批90后已經開始脫發了”，八九不離十，夜班族！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將夜班定義為上午7點至傍晚6點之外的工作時間。

　　夜班族內部有著物理界限明晰、心理界限模糊的區分。“固定夜班族”和白班夜班輪換的“倒班族”就有所不同，前者同情后者“生物鐘頻繁打亂”，后者可憐前者“長年不見天日”。

　　形形色色的夜班族，因“黑白”的顛倒，逐漸喪失對身體、社交甚至整個人生的控制權。

　　谷明在東北從事電廠運行工作，常見的“五班三倒”，隔天一個夜班。

　　剛進電廠時，谷明是個20歲出頭的帥小伙。“后夜班”凌晨2點到上午9點，無論上班時多困，下了班立馬精神百倍，他和同事們索性不睡，上網吧打游戲，或去吃火鍋、燒烤。

　　那會兒他覺得倒班大把休息時間，沒什么不好，何況年輕人哪個不熬夜？頂多埋怨后夜班起床困難。

　　未滿兩年，當年的帥小伙謝頂了。

　　老同學聚會，大家約好了似的，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頭發)怎么掉這么多！”

　　類似的尷尬在兩年后接連出現。他和小一歲的同事去火車站接人，竟被認成同事家長，一見他便喊“舅舅”。

　　兩鬢光禿禿的他參加前女友婚禮，闊別兩年的前女友見到他，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受啥打擊了？”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把通宵工作列為“可能致癌”因素，其他已知的致癌物包括肌肉增強劑、紫外線輻射及柴油廢氣等。

　　谷明覺得，“頭發掉成這樣，能重來一次，就是多給我2000元，我也不倒班！”

　　大學時他是籃球隊隊長，頭發茂密、身材挺拔，“那是相當地帥”。“沒想到倒班幾年成這樣了。”他遍嘗百法，黑豆黑芝麻、頭部按摩、“霸王防脫”，但都效果平平。

　　找對象成了難題。谷明交往過的一個心直口快的女孩，經常以開玩笑的語氣說，“你這頭發掉得，比我爸還少了！”“你看你這兩根毛，跟陳佩斯似的。”

　　作息不一致也是一大困擾。女友周末想出去約會。一開始，谷明羞于拒絕，下夜班沒休息也硬扛。相處時間一長，女友周末邀約，谷明直接說“不想出去”，有時態度還不好。次數多了，女友成了前女友。

　　女友如此，朋友更“難逃此劫”。縱使白班夜班的輪換很規律，倒班8年來，谷明身體越發扛不住，睡醒后渾身疲憊。頭兩年，他下夜班后常和同事喝酒唱歌到天亮。漸漸地，周末朋友找，“出來！”“累了。”有時下夜班后電話過來，谷明直接吼回去“干嗎呢”。

　　如今，谷明已調離倒班崗位，但冬天半夜起床上班的經歷仍深深刻在他的記憶里。

　　那是深夜1點30分，室外零下20攝氏度，鬧鐘鈴聲把谷明“嚇一哆嗦”。當設定好的3個鬧鐘依次響完后，谷明夢游似地爬起來，閉著眼睛穿衣。毛衣和絨衣正反面無甚差別，好幾次去到單位，他都被同事笑話穿反了衣服。

　　在微信朋友圈里點贊，“不能讓他們忘記我”

　　在深圳工作的物流營業員葛政常去一家麻辣燙小店和“沙縣小吃”，夜里他總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把大海碗的麻辣燙或一個雞腿飯加一盤蒸餃填入胃里。

　　每天下午5點半到次日凌晨2點半上班，來往物流公司和住處的路，葛政熟知周圍環境，走大路有路燈和渣土車，走小路只有黑夜和蛙鳴。

　　回到20平方米、無空調、無窗戶的“鴿子籠”里，他卻無心入睡——夜班族此刻入睡難度相當于普通人晚飯后倒頭就睡。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動態，葛政想評論也不知說些什么。但他會給人們點個贊，“可不能讓他們忘記我了。”

　　睡不著時，他玩游戲、看直播，輔以大量加冰飲料，直到天亮。這樣的狀態持續3個月后，一天下午醒來，他往鏡子前一站，驚呆了，“這個眼圈黝黑胡子拉碴發際線靠后的死胖子是我！”他看到自己臉腫了一圈，感覺“臉上的肉隨時會爆炸”。

　　葛政被身體發出的信號嚇了一跳：10分鐘前經手的物流單號，再一次看到，他卻毫無印象；明明剛吃過飯，同事問他吃了沒，他愣是搜尋不出任何吃飯的記憶；客戶玻璃瓶碎了，同事托他明天調取監控，查明是哪個部門疏忽。這件事起床時他還記得，到公司后全忘了，兩三天后又才想起來。

　　手腳也開始不聽使喚，他想拿杯子，手卻不能即時作出反應，“有0.12秒的延遲”。

　　2014年10月，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發現，夜班可導致生物鐘紊亂，影響腸道菌群，出現肥胖和新陳代謝問題。

　　葛政害怕“不知道升職和猝死哪個先來”。他辭職了。然后他順便做了體檢，輕度脂肪肝，轉氨酶偏高，血壓血脂血糖分別有不同程度的超標。

　　父親看到結果后，忍不住用方言罵了出來，然后說：“一個20多歲的人，身體像四五十歲的一樣！”

　　“如果再來一次，絕對不上夜班。”葛政說。

　　“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

　　邏輯嚴謹的IT運維人員劉維，自北方南下打拼。他聲稱，如果負面情緒的總和是10，那么工作占2，地域差異和夜班各占0.5，蟑螂占7。

　　劉維用排比句來形容自己的“懶”，因為懶，他沒能好好經營一份感情；因為懶，日語學習一拖再拖；因為懶，家搬得離公司越來越近；因為懶，學習了雙拼輸入法……

　　在社交網站上，劉維曾列出頻繁換班對自身的6點影響。他的上班時間多變而混亂——7種排班，一月換一次。

　　多變的作息，多變的進餐時間。上午7點到下午4點半的班次，他早晨5點半起床吃早餐，中餐、晚餐正常。

　　下午1點半到晚上10點半的班次，他在上班前40分鐘起床，買冰淇淋作午餐，工作中跳過晚餐，深夜下班后在路上用炸土豆條、豆腐干等小吃當晚飯。

　　晚上8點到次日上午8點的班次，他晚餐正常，若晚間肚子餓，則在路邊攤買熱干面、雞蛋餅、鍋盔、面包充饑，早餐公司食堂提供，中餐省略。

　　但這只是理想狀態，不規律的進食讓他的胃常處于沒緩過勁的狀態，加之南方天氣炎熱，他常常到了飯點也不覺饑餓，趕上中班和夜班連軸轉，每天一餐的情況會持續一星期。

　　如若兩天夜班后緊接一個白班，他將受盡不得入睡之苦。上午9點回到住處，呼呼大睡至下午飯點。夜深無倦意，考慮到明天早上要8點到崗，強迫自己入睡。但往往直到凌晨4點睡意才被喚起，此時距離到崗時間僅4小時，繼而擔憂自己睡過頭，不敢入睡。

　　即使是平時，他也難睡好覺。工作要求時刻保持電話開機，他常被電話吵醒。樓下是鬧市，遍地餐館小攤。白天睡覺有蟑螂藥推銷員和抄燃氣水表者輪番打擾，不得安寧。住所采光不好，屋內昏暗，每當夜班過后，下午睡醒，劉維總得發呆好長時間，“不知今夕是何年，滄海或桑田。”

　　夜班族自古有之。夜間，更夫報時、衙役巡邏、官員起草公文，以備不時之需，維持社會運轉。古今不變的是，夜班族皆以夜班為苦。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話》卷一載：“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為苦，互相推避。”據世界勞工組織報告，41%的人不愿意參加三班制勞動。去年，一家招聘網站對95后“夜班族”的調查顯示，客服、酒吧員工、設計師等夜班崗位均有超過25%的人考慮換工作，在快遞員、倉儲等崗位中這一比例達到60%。

　　國內外諸多學者努力探尋合理的夜班制度。爭議頗多，尚無定論。有人認為，相對于不停倒班，固定夜班有助于形成穩定的生物鐘，不至于影響人體睡眠飲食節律。

　　身處中國卻照美國時間生活的李衷恐怕沒法同意——除非完全隔絕社會聯系，否則固定夜班族也難逃生物鐘被擾亂的命運。

　　李衷是一名美股交易員。理想中，周末股市閉盤，他好歹能回歸正常生活。現實是，周末一旦安排外出，他常常生物鐘調不過來，一夜輾轉反側，第二天強打精神出門。

　　有一次，李衷和幾個朋友去桂林游玩，前兩夜無論如何睡不著，第三天，他臉色蒼白、全身乏力、冷汗直冒。朋友擔心他出事，下午4點就返回酒店，拉他買藥。吃過藥后睡意襲來，李衷癱倒在床，終于睡著。但第二天起來，他竟開始不住地流鼻血，連返程飛機上的空姐都被驚嚇了。

　　他和同上夜班的同事有過一次美好的旅行。他們每天晚間睡覺，第二天上午6點30出發。在旅游團的車上，別人抱怨起太早、沒睡好的聲音此起彼伏。他和朋友互相詢問休息如何，卻總會感嘆“睡得香”“早上起來精神好”。

　　“晚上11點睡到早上6點，7個小時我會精神飽滿。而清晨7點睡到晚上7點，12個小時，我卻精神萎靡。”他說。

　　“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他總結。

　　四元四角，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夜班津貼

　　固定夜班尚且如此，倒班族的生物鐘更混亂。有研究生物節律的專家建議“每個班別至少持續7～10天”，一周白班、一周夜班的“慢倒”，有利身體健康。

　　在迪拜做酒店前臺工作的張賀即是“慢倒族”中的一員，在他眼里，熬夜和夜班是兩個概念。前者只是身體得不到及時休息，而后者則是沒有得到必要的休息。

　　夜班加速了張賀的老化。他原本就長得“著急”，夜班后“雪上加霜”。但也有意外之喜——客人常誤以為他是前臺經理，說話客氣不少。

　　張賀不少同事因夜班而辭職或退出酒店行業。選擇部門時，甚至有人因夜班而放棄心儀的前廳部。

　　他在泰國實習時的主管，是他印象中受夜班“戕害”最深的人。主管性格開朗，充滿激情，但4年夜班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由于長期缺乏日照，渾身散發出一股陰氣沉沉的氣場，欠缺平常人的活力。

　　“別說這位長年夜班的經歷，就是我上了短短幾個月，在日照下都會覺得別扭，盡量避免白天出來活動。”

　　張賀是9小時工作制，上六休一。每當輪值夜班，白天一覺而過，休息日也在懶覺中度過，鮮有空閑和朋友聊天，朋友們常抱怨他失聯一周，“活生生的宅男養成記”，這是夜班族群體的縮影。

　　“別說老同學，就是我們幾個處得好的同事，想一起吃頓飯，都協調了兩個月——同事之間的倒班時間也不一致。”張肆說。

　　他工作的工廠全年無休，員工過年回家都要“排號”，一般六七年才能輪上一次。

　　每逢周末，他禁不住孩子鬧騰，答應外出，但本周自己當值，只能和領導申請換班。想到之后要連續上好幾天班，張肆十分糾結。

　　更讓他心里不舒服的是，倒班3年后，他恍然發現，自己社交能力下降了。

　　去工商局辦事，一向對政務拿手的他，卻連必需的文件材料也忘帶了。以往辦事前他會電話咨詢清楚，但那時他愣是沒想起這茬來，丟三落四，白跑了好幾趟。

　　而且，和人打交道時，簡單幾句話，他“嗯嗯啊啊”好久，不知如何說出口。好不容易組織好語言，說話時還帶著口吃。用他的話說，“不僅是嘴巴跟不上腦子，腦子也跟不上”。

　　這讓張肆感到自卑。他大學時是各類文藝活動主持人，對與人打交道可是“相當自信的”。

　　他話鋒一轉，“相較社交能力退化帶來的挫敗，我更害怕因此而畏懼社交的狀態。所以即使不舒服，我也要逼迫自己出去社交。”

　　他逼迫自己社交的方式是不斷嘗試副業。

　　張肆所在的工廠“四班兩倒”，工作兩天休息兩天。看似充裕的休息時間讓不少同事開始涉足副業。張肆也不例外，他先后嘗試過經營電子產品、汽車團購、淘寶女裝和嬰兒游泳館，但都以失敗告終。

　　究其原因在于精力不允許。

　　張肆經營淘寶女裝時，為了不錯過生意，白天睡覺時也不敢下線。手抱電腦躺在床上，消息一會彈出一條，幾個回合下來，買家不買了！眼睛閉上沒一會，“嘟嘟”聲又響，這次是一筆2000元的大生意，成交了！他當然高興，但根本沒法休息，成天精神恍惚，不到半年就放棄了。

　　過去他愛戶外、喜歡旅行，但倒班后幾乎每天窩在家，朋友聚會也懶得去。他羞于提及自己的工作，“倒班的工作主要在維持社會基本運轉，很少有建設性。”

　　別人問起，“你怎么晚上也要上班啊？”張肆隨口一答：“我是干夜場的。”

　　谷明的同事常笑20歲便入工廠。夜班初期他經常犯困，曾在制備脫硫漿液時睡著，被領導給了警告，自此不敢大意。

　　他曾試著在上夜班時集中精力，不想下班后往往收不回力，睡不著。后來，他逐漸摸索出一種“蔫”的工作狀態：既不十分清醒，也不至于睡著，“掛在椅子上”，聽候指令。

　　工作中“蔫”的狀態帶進了生活里。他發現自己“做不動事兒”。“看書不想、運動不想、打掃屋子不想”，最常見的狀態是癱在椅子上，心想“讓世界靜止吧”。有時他也批判自己“懶到人神共憤了”。

　　他的同事覺得，倒班族的付出和回報不對等，“掙這點錢都不夠以后看病”。

　　目前，國內多地的夜班津貼標準仍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比如上海目前執行的夜班津貼制標準定于1995年。1995年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是270元，2019年已漲到2480元，但夜班津貼標準始終停留在1995年：“從事夜間連續工作十二小時的，夜間津貼標準調整為四元四角。”4.4元，還不夠下班路上吃一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