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第三代摹印傳人猝然離去一身絕學無人繼承

　　◎京范兒

　　日前，筆者驚聞故宮第三代摹印傳人沈偉先生駕鶴西去，年僅55歲。英年早逝實在令人傷痛，而他30多年來潛心鉆研的摹印絕活如果沒有傳人，很可能就此失傳，更是讓人扼腕嘆息。

　　幾年前，筆者曾深入故宮拜訪沈偉先生，和他交談數小時。記憶中的他氣質儒雅，笑容溫和，令人如沐春風。那時候，故宮文物醫院尚未建成，《我在故宮修文物》里拍的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還在一個院子里，位置是昔日的“冷宮”，沈偉就在這里工作。

　　那座院子和院子里的人，甚至院子里的葫蘆和貓都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走出院子的時候，我禁不住感慨，有一種“任性”就叫作在故宮工作，沈偉先生讓我第一次看到了故宮專家們不為人知的深宮生活。

　　山石盆景、小葫蘆、鳥籠子、小風箏、蛐蛐罐兒……這是工作的地方嗎

　　那一年，《我在故宮修文物》爆紅，但是這片“冷宮”和以前默默無聞的很多年并沒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一片寂靜的宮苑。朱漆凋落的宮門里安裝了現代的門禁系統，工作人員刷卡進門，外人很難進入。

　　沈偉帶著我進了門，進門之后是一條幽深的過道，墻根兒的自行車棚里有上百輛自行車，據說這是“宮里人”最喜歡的交通工具。越過紅色的宮墻可以看見一排排起伏的屋脊，這里有好幾個相互毗鄰的大四合院，是木器、織繡、青銅、鐘表、瓷器、漆器、鑲嵌、書畫等十多個小組的辦公地。

　　沈偉工作的“書畫復制組”就在其中一個四合院中，院子很大，種著核桃樹、柿子樹、海棠樹，果實累累；絲瓜秧沿著樹爬得比屋頂還高，碩大的絲瓜在頭頂上搖晃；青皮的大葫蘆還剩下一兩個，寂寞地掛在架子上……“春天的時候院子開滿了花，特別漂亮，秋天就可以摘果子了，現在只剩下高處的柿子打不下來。”沈偉說。

　　很多年來，沈偉每天的習慣是7點半提前來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給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澆水。他關心每一個葫蘆長成的樣子，甄選之后他會摘下來做成葫蘆罐養蟈蟈，或者精心雕刻成工藝品。他還曾經在紅色的宮墻根兒下種過西紅柿和玉米，收獲季節他像一個驕傲的農民一樣在玉米前照了張相，據說那片玉米成了故宮一景。

　　澆完了花，沈偉有時候還會喂貓，他給這兩只野貓起名“花子”和“灰子”，它們是這里的“宮寵”，夏天趴在紅色的窗欞邊，冬天趴在暖氣上，憨態可掬。沈偉特別喜歡小動物，看到它們就覺得心情特別愉快。

　　做完這些事，沈偉走進院中最敞亮的北房，門楣上掛著“書畫修復組”的小牌子。幾百年的老建筑了，雖然柱子上的漆色已經斑駁，但是那種典雅和講究絕非一般房子可比，用沈偉的話說，這房子“接地氣兒，讓人特別舒坦”。

　　走到沈偉的辦公桌邊，通常會大吃一驚，會禁不住產生疑問，這是工作的地方嗎？桌前是清水流淌的山石盆景，窗柩上掛著一串串小葫蘆，還有鳥籠子、小風箏、蛐蛐罐兒散落在周圍，全都是他喜歡的玩意兒。

　　沈偉坐在桌前，望了望窗外，那一天北京沒有霧霾，初冬暖暖的陽光照進來，在桌上投下柔和的陰影，他笑了，“這么好的陽光，心情也不錯，干活！”

　　沈偉在“南三所”的工作就是這么任性，營造自己最舒服的環境，調試出最好的心情，這里的規矩是“不加班，不趕活”，為的就是拿出最好的工作狀態。尤其是沈偉的“摹印”，摹印是古書畫臨摹的最后一環，要求仿刻的印章要與真跡一模一樣，就連蓋上去的效果也得形神具備，和原作看不出一絲差別。

　　“一張古畫別人臨摹了好幾個月，花了無數心血，我這最后一個章，要是蓋壞了，不是前功盡棄嗎？所以絕不能出一丁點差錯。”30年來，沈偉雕刻仿制了1000多枚古印，在臨摹的書畫上蓋了上萬個印章，沒出過一點差池。

　　“南陳北金”中的“金”，是沈偉的太師父

　　沈偉從摹印室的大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幾個盒子，里面裝得滿滿的都是他仿制的古印，外行人看不出什么門道，行家一解釋才知道，印章方寸之軀卻各朝各代風格迥異，魏晉之前的印章大都稚拙、率真、雄渾，隋唐之后則嚴謹中平、雍容飽滿，宋印更為曲折婉轉、疏密相當。有的印只一個字，形如圖畫，有的印卻密密麻麻二十多字，千回百轉。

　　印章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吳昌碩的《西泠印社記》說：“印之佩，見于六國，著于秦，盛于漢。”宋元以后，印章藝術和文人書畫結合，出現了除鐫刻姓名、齋室、官職以外的閑章，一時風氣頗盛，后來閑章逐漸成為書畫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枚好的閑章，除了讓人玩味，還顯露了篆刻家和書畫家藝術水平的高低，方寸之間，可謂大有乾坤。

　　沈偉解釋說，摹印是和古書畫的復制聯系在一起的，故宮的文物專家們不但負責修復文物，還從事文物古畫的臨摹復制，這種傳統從唐宋時代的畫院就開始了，正是因為唐宋等后代畫師臨摹了大量古書畫，才使得后人能夠一窺唐代以前諸多失傳名作的樣貌。故宮書畫復制組的專家臨摹一幅《清明上河圖》就用了10年的時間，摹本也成為珍貴文物被故宮博物院收藏。印章作為古書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復制中尤為重要。

　　故宮博物院第一代摹印專家是篆刻名家金禹民，也就是沈偉的“太師父”，金先生1949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沈偉1983年進入故宮工作的時候，他已經去世一年，所以未曾謀面，沈偉深以為憾。

　　中國印壇曾有“南陳北金”的說法，“北金”指的就是北派篆刻的代表人物金禹民，他從師壽石工，廣涉古璽漢印，擅書法篆刻，尤精印鈕雕刻，旁及漢磚、制硯、刻碑、刻竹及瓷器、銅器鑒定，齊白石、徐悲鴻等名家都對金禹民的作品給予過高度評價。

　　新中國成立后，故宮博物院聘請金禹民先生為“文藝技術員”，專職從事古代書法、篆刻真品的復制和研究，他為故宮復制的歷代名章，均可亂真，據說當時觀者無不贊嘆：“逼似原作！”

　　故宮摹印第二代傳人是劉玉，也就是沈偉的師父。劉玉并非科班出身，他中學畢業被招進故宮，一直在木工組工作，因為心靈手巧，悟性頗高，30多歲從頭學習摹印，終成一代名師專家。

　　“我師父特別不愛說話，1986年他選擇我作為故宮摹印的第三代傳人，當時我還有些吃驚。他說觀察我很久了，覺得我能干這個，他不會看錯人。”當時沈偉從國家文物局辦的唯一一屆文物職高班畢業，分到故宮青銅組，已經復制了3年青銅器。他的業余愛好是篆刻，沒事兒就喜歡擺弄石頭，大概師父覺得這個年輕人能坐得住，最終選擇沈偉作為自己的唯一傳人。

　　最后的那一蓋，才是摹印的絕活，全靠一代代師徒間口傳心授

　　“學徒從磨石頭、磨鋸、磨刀開始，那時代刻印的專用工具沒處買去，都是我們自己做的，這一磨就磨了一年。”沈偉回憶自己的學徒生涯，很多往事記憶猶新。

　　“磨完刀子寫篆字，又寫了兩年，這才能摸到印章，學習篆刻技法又是兩年，一共五年才算正式出師，可以獨立摹印了。”沈偉沒想到，出師之后，關于古印學習才真正開始，這一學就是30多年，鉆進古印的世界就再也回不了頭了。

　　摹印是一門專心和吃力的工作，不但需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博覽群書，而且要廣臨秦漢古印，鉆研各流派所在，熟練掌握各種手法。

　　“古書畫印章出自歷代杰出的金石篆刻家之手，古印神奇工拙各具風格，有極高的藝術水平。仿制一幅古書畫上的印章，首先要對畫上所有印章進行全面分析，了解印章時代、原屬何人、印文內容、印文字體、章法布局、運刀特點、風格流派等；對傷損的印章，要考察原印章的印文結構，分析傷損原因，是由于印泥堵塞還是印石已損，還是故意留筆；對于原印筆道的輕重、屈伸疏密、增減挪讓，以及所謂‘筆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的刀筆情趣，都要有深刻的領悟……”一說起摹印的種種，沈偉立刻滔滔不絕起來。

　　璽印的嚴謹，漢印的雄渾，流派印的活潑，沈偉經過多年的努力，對不同的印風、時代特點都有了準確的把握，“摹印不但要形似，更重要的是要模仿出那種神韻，做到神似才算是把這個活完成了。”

　　挑選一個天氣、陽光和心情都俱佳的時刻，沈偉拿起刀，這便是屬于他的時刻了，聚精會神，一揮而就。仿刻一枚古印，從動刀到完成，大約需要一天的時間，而這之前的琢磨和研究，就不知道要花費多久了，需找準了那種感覺才可動手，按照沈偉師父的話來說，這是一件“需要悟性的事。”師父當初看中沈偉的，其實就是他身上的悟性。

　　師父不愛說話，卻對沈偉無話不說，親如父子，一身技藝傾囊相授，還有那秘不外傳的摹印絕活。

　　“仿刻完成一枚古印，其實摹印的工作才完成一半，在復制的書畫上那最后的一蓋，才是勝敗在此一舉，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為了和原作上的印章一模一樣，他會自己配制印泥，調制出和原作印章完全相同的顏色；為了找準蓋章的位置，他會用鎮尺細細測量，分毫不差；蓋之前還要研究紙張的質地，紙的顏色深淺蓋章時用的力道都不一樣，如果是畫在絹上的，因絹不易上色，還要反復加蓋好幾次。

　　蓋一枚小小的印章，居然有這么多講究，“尤其是那種力道的掌握，可以說是摹印的絕活，靠一代代師徒的口傳心授，這就是所謂的匠心吧！”沈偉說。

　　幾十年練成的獨門絕藝，找不著徒弟

　　轉眼間已經在故宮呆了30多年，面臨即將到來的退休，沈偉不得不考慮收徒的事情。雖然《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后，報名想來這里工作的人多達數萬，但沈偉并不確定這些狂熱的粉絲能夠忍受得住這里的寂寞，“外界的誘惑這么多，除非是特別喜歡，癡迷這個，要不一般人真熬不住。”

　　幾乎一成不變的生活，與世隔絕般的寂寞，還要忍受職業病的痛苦，宮里的生活有愜意的一面，卻也有不為外人所知的艱辛。常年坐在桌前研究、雕刻，使沈偉頸椎、腰椎病纏身，沈偉的師父劉玉也是因為用眼過多患了嚴重的眼疾。然而，在對篆刻的癡迷面前，這些代價似乎都是值得的。

　　沈偉一直把“素心若雪，淡如清風”當做自己的座右銘，“制作和收藏印章的過程，其實也是塑造性情的過程。沉浸在印章的世界里，少了現代社會的功利心和焦躁癥，變得與世無爭，這便是修身養性。”故宮的高墻和一顆安靜的心，讓他在浮躁的時代，守住了自己的志趣。

　　沈偉望著窗外的核桃樹和柿子樹，那是師父劉玉多年前親手栽下的，如今已是果實累累。師徒兩人就在這樹下喝茶聊天、琢磨古印，日子就這么悠然地過去了，幾十年仿佛就是一個瞬間。如今師父已經退休多年，“我也該收一個徒弟了。”沈偉說。

　　當時，沈偉和我談到他最大的苦惱：“故宮的下一代摹印傳人，會在哪里呢？”注定一生寂寞的事業，如果沒有癡迷和熱愛是無法堅持的，而現在的年輕人有多少會選擇這種生活呢？因為這不是一年兩年，一旦踏進這個門，就是一生的諾言，就要承擔起堅守和傳承的重任。

　　聽說沈偉先生一直未能如愿找到可以傳承這項非遺的故宮第四代摹印傳人，但即使找到，這短短幾年的工夫也無法學到他那一身絕學，這種傳統工藝的口傳心授往往需要十幾年甚至數十年。

　　也許，這將成為一個永遠的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