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我國完全有條件構建起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面向未來的現代化經濟結構。
■美國嚴格限制向我國出口技術，雖然會給我們帶來困難，但我國已具備進一步提升創新能力的基礎和條件，可以發揮制度優勢和市場優勢，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上取得突破。
■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對改革開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抓住機遇，讓改革之路走得更快、開放之門開得更大，就能以改革開放新突破推動社會生產力實現大躍升。
■加快綠色發展不僅是迫切需要，而且具有比以往更好的條件。抓住用好加快綠色發展的新機遇，綠色發展將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形態。
■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世界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進程的歷史性交匯，為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帶來了新機遇。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不久前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進一步指出，要抓住用好新機遇，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綠色發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更多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上下功夫。抓住用好新形勢下的新機遇，對于我們保持戰略定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抓住機遇的戰略思想及其新發展
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革命時期，我們黨能在敵強我弱、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用不太長的時間就取得了看似不可能的成功，就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領導全黨在重大歷史關頭抓住了歷史機遇。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抓住機遇，在不長的時間里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
改革開放后，中國發展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有156美元起步，到取得今天這樣的偉大成就，也是黨領導人民抓住歷史機遇推進改革開放的結果。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是鄧小平同志的一貫思想。1990年至1992年初，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與之前10年相比明顯不利，但鄧小平同志在多次談話中仍然強調，“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面對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作出了“現在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既有挑戰，更有機遇，是我們加快發展的好時機”的科學判斷。黨的十五大報告要求，“全黨一定要高度自覺，牢牢抓住世紀之交的歷史機遇，邁出新的步伐”。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正是立足于對世界和中國發展態勢的科學判斷，我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有利時機，實現了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戰略判斷，強調“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這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要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綠色發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這是根據世界大變局的長期趨勢、運用辯證思維對我國發展的重大機遇作出的科學判斷，是對“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和“重要戰略機遇期”思想的堅持和發展，對我們抓住用好重大機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戰略指導意義。
抓住用好五個方面的新機遇
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新機遇。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既帶來壓力和挑戰，也帶來動力和機遇。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經濟規模擴張很快，但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和升級，制造業基本上停留在中低端水平，高端產品與服務供給不足，不能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制造業綜合成本快速上升，國際競爭力減弱，原來要素低成本、資源高投入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近幾年，發達國家推進再工業化、吸引高端制造業回流，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利用比較優勢吸引中低端制造業向其轉移，對我國形成前堵后追的擠壓，倒逼我們必須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應當看到，我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擁有數量巨大、素質較高的人力資源，特別是擁有近14億的人口規模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結構持續升級正在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因而，我國完全有條件抓住用好結構優化升級的新機遇，加快培育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構建起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面向未來的現代化經濟結構。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新機遇。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目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活躍期，科技前沿創新成果層出不窮，為我國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提供了新機遇。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創新正在從過去的以跟跑為主轉向在更多領域并跑、領跑。我國創新能力的一些指標，如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國際科技論文總量和專利申請量等已和創新型國家接近或相當，具備進一步提升創新能力的基礎和條件。現在，美國嚴格限制向我國出口技術，阻礙相關科技人才交流活動，這雖然會給我們帶來困難，但也會激發和倒逼我們奮起追趕、縮小差距。我國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科學、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等前沿領域已有很好基礎，有的同發達國家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國有近9億勞動力，其中超過1.7億人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還有1億多個市場主體，蘊藏著巨大的創新潛能。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對于科技創新的需要，比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都要大得多，巨大而且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是科技創新的不竭動力。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可以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又可以發揮市場優勢激發億萬主體加強應用技術研究。我國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具備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支撐條件。得益于人口規模巨大和網上支付、購物等線上服務領先發展，我國已成為擁有大數據優勢的國家。據國際數據公司預測，2018—2025年，中國的數據圈將以30％的年平均增速領先全球。由于信息日益成為全球經濟賴以運行的“石油”，擁有大數據優勢使我國有能力在人工智能的創新、應用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發展經濟的新模式。這些有利因素使我國完全有條件抓住用好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新機遇，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上取得突破。
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機遇。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對改革開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這既是壓力和挑戰，也是動力和機遇。從國際看，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國際經濟、科技競爭空前激烈，發達國家力推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涉及知識產權、市場準入、關稅、政府補貼以及國企、環境、勞工等新議題。這既要求我們把對外開放提高到新水平，更要求國內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從國內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實體經濟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優質產品與服務供給不足與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并存；金融資源錯配，杠桿率上升與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并存；房地產市場與實體經濟失衡，國民經濟尚未實現良性循環。解決經濟運行主要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不當干預。從近期看，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實現產權有效激勵，充分調動億萬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面向未來，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到2020年的改革任務，時間緊、任務重；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更要求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勢逼人，亟須改革開放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這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抓住機遇，讓改革之路走得更快、開放之門開得更大，就能以改革開放新突破推動社會生產力實現大躍升。
加快綠色發展的新機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綠色發展作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我國進入推動綠色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決心力度最大、政策措施最實、進展成效最好的時期。也應看到，長期積累的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突出，生態環境質量尚未根本好轉，生態文明建設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和基礎工作還需加強。加快綠色發展之所以是新機遇，是因為它不僅是迫切需要，而且具有比以往更好的條件。從客觀的迫切要求看，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滿足人民對潔凈的水、清新的空氣等良好生態環境的需要，是亟待加強的短板；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綠色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動力。從發展條件看，我國現在財力物力比較雄厚，有條件增加投入、加快綠色發展步伐。在充分考慮我國承受能力并留足發展空間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綠色發展是我國之必需，也是當今世界之潮流。綠色、健康、智能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主流方向，智能技術快速發展為綠色低碳循環和共享經濟模式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我國抓住用好加快綠色發展的新機遇，包括加強和拓展這個領域的國際合作與發展空間。綠色發展將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形態。
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新機遇。全球治理格局取決于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來的。近幾十年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其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已從50年前的約1/4發展到現在的近40%，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然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明顯滯后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及隨后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低迷，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防范金融風險、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及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缺陷。尤其是隨著氣候變化、網絡安全、難民危機、饑荒疫情、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主要國家宏觀政策協調、國際金融及經濟穩定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加強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已成為大勢所趨。經過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全球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進程的歷史性交匯，為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帶來了新機遇。我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提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中國主張，并以擴大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實際行動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我國積極參與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和主渠道地位，保障發展中成員的發展利益，遵循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這些努力有利于更好維護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有利于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有利于為我國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并為全球經濟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林兆木 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