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4月21日電 題：安寧河谷大石墓，為何消失又留下哪些印記

　　新華社記者惠小勇、黃毅、黃臥云

　　橫斷山脈中段東緣安寧河谷，200多座巨石砌成的大石墓靜臥河畔臺地之上，這一獨特墓葬形式，為何在東漢以后神秘消失？又留給后人哪些歷史印記？

　　記者近日來到四川涼山州德昌縣王所鎮王所村，在安寧河支流茨達河畔的一處二級臺地上，看到兩座保存完好的大石墓。墓葬呈長方形，寬1米多、長近10米，墓壁用較為扁平的巨石立砌，墓壁之上，幾塊重達數噸乃至10多噸的巨石排列蓋頂。

　　涼山州博物館館長唐亮告訴記者，通過考古發掘和文獻資料相印證，大石墓是邛人的文化遺存。戰國至東漢時期，邛人是安寧河流域的主要居民。目前，保存完好的大石墓有240余座，主要分布于安寧河及其支流兩岸的臺地和山坡地上，其中以涼山州西昌市、喜德縣和德昌縣境內最為集中。

　　考古發掘發現，大石墓是邛人的家族公共墓地。邛人不分男女老幼、富貴貧賤，死亡后均埋葬于家族建造的同一個大石墓中。考古發掘的大石墓中，每墓入葬不同時期去世的10余人至100余人的骨頭不等。

　　多年的考古發掘及研究結果顯示，單耳罐、雙耳罐、無耳罐等是大石墓出土的典型器物。在耳上附加橫向泥條、“S”形紋的風格為本地區獨有，大量出現的葉脈紋、附加泥條紋等紋飾均獨具本地特色。

　　專家表示，我國商周至東漢時期，石結構墓葬曾盛極一時，但大石墓所具有的墓葬規模大、建造墓室石塊巨大、集中分布在安寧河流域、器物風格獨特等特點，使其區別于我國其他地區發現的石結構墓，如西南地區的石棺葬、東北地區的大石棚墓，具有文化面貌的特殊性。

　　大石墓文化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大石墓出土的帶耳器盡管有自己的特點，但總體面貌明顯受到甘青地區齊家文化、寺洼文化等影響，銅刀、銅鈴以及銅扣飾、瑪瑙珠等裝飾品則可追溯到北方草原文化。大石墓文化與川西青銅文化、滇西北及滇文化之間也有明顯聯系。

　　大石墓所在的安寧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南臨青銅文化發達的滇西地區。專家研究認為，從遠古開始，這一地區便是橫斷山脈民族走廊的關鍵地段。在這一走廊中，西北、西南眾多民族的先民們頻繁南北遷徙，民族之間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大石墓文化面貌的多樣性充分印證了民族走廊的這一特征。

　　作為黃河上游甘青地區氐羌人的一支，至遲在西周早期，邛人就已遷徙至川西南安寧河流域。安寧河谷具有優良的農業生產條件，戰國至西漢時期，邛人勢力達到鼎盛。

　　考古發掘尚未發現邛人的聚落遺址，也未發現其文字。建造大石墓所用的石塊，許多重達數噸乃至10多噸，均為天然巨石，且取自數公里外的山上，在沒有任何現代機械助力的情況下，邛人是如何將巨石搬運下山，再搬運到河谷臺地上建造大石墓？這令人難解。

　　唐亮告訴記者，涼山州博物館曾進行試驗，由20個青壯勞力用滾木、草繩的原始方法搬運一塊近5噸重的巨石，費時3個小時僅僅把巨石挪動了20厘米。邛人費時耗力建造的大石墓群，印證了當時這一部族人口眾多、物力較為厚實。

　　考古發掘還表明，大石墓建造年代早至春秋中晚期，晚至東漢初。作為邛人最有代表性的遺跡，大石墓為何東漢以后消失不見？目前對此有“洪水說”和“戰爭說”等說法，還有人推測，建造大石墓過于費時耗力，邛人主動放棄了這種葬俗。

　　學界通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和歷史文獻研究，發現了邛人及大石墓消失的“蛛絲馬跡”。建造年代為西漢晚期至東漢初的大石墓中，出土了“五銖”和“大泉五十”等錢幣，表明居住于南方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安寧河流域的邛人，此時已經與漢地通商。

　　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副館長鄧海春解釋說，從歷史人類學角度看，大石墓這種文化的消失實際上是其部族被納入國家化的一個過程。自漢武帝經略西南后，中原王朝逐步采取修通驛道、贈送財物、設郡縣、徙民、人口編戶、土地丈量等措施加強國家化管理，西南當地原有的文化由此被強勢影響，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慢慢地隨著外地移民進來，或者邛人本身又在遷徙交流，間或通過戰爭融合分散，大石墓這種葬俗戛然而止了。

　　另據《華陽國志·蜀志》載，由邛人組成的“七部營軍”聯合叟人替蜀漢守郡城，但“不足固守”。這不僅表明蜀漢時期邛人尚存，但勢力已經衰落；還表明此時的邛人已經接受代表中原文化的蜀漢政權的統治。種種跡象表明，邛人和大石墓消失于民族融合的歷史煙云中，留待后人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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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