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12月26日電 題：一個“原始部落”的千年跨越

　　新華社記者周亮、王長山、龐明廣

　　“在寒冷的季節(jié)里，愿你被溫暖以待”——每當看到朋友圈里的這條祝福，記者不禁會聯(lián)想到生活在云南哀牢山深處的苦聰人。

　　這是一個曾被世界遺忘的部落。60多年前，他們在深山老林過著“野人”般的生活，直到解放軍和民族工作隊找到他們。

　　這是一個所謂的“最后的原始部落”。它從原始社會末期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60年間實現(xiàn)了從茹毛飲血到融入現(xiàn)代生活的驚人一躍。

　　“不讓一個兄弟民族掉隊！”“一個都不能少！”今天的苦聰人，正緊跟著中華民族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前進。

　　這是無人機拍攝的云南省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鄉(xiāng)地棚村小組。地棚村小組坐落在樹林茂密的山坡上，順著硬化水泥路，一排排二層小樓整齊排開，村里還修了小廣場和籃球場（11月13日攝）。 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出山記

　　峰巒起伏，云霧繚繞。站在自家二樓客廳窗前，80歲的苦聰人李窩則陷入沉思。

　　遠山是他曾經(jīng)的“家”。他的祖先作為古時氐羌的一支，從西北遷徙到哀牢山，已逾千年。

　　“那些草窩棚早就爛掉了吧？”老人喃喃地說。

　　他的祖輩從沒離開過山林。苦聰人的生活，正如歌謠所傳唱的那樣：“樹葉做衣裳，獸肉野草當食糧，芭蕉葉是苦聰人的屋頂，麂子的腳印是苦聰人的大路……”

　　“山上冷啊！”李窩則說，“我父親有一套破衣服，那是他用獵物和山下的傣族人換來的。”

　　哀牢山確實寒冷。就算在盛夏時節(jié)，記者大白天爬上普洱市鎮(zhèn)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的千家寨，還是被山風吹得渾身寒徹。苦聰人身上的獸皮、芭蕉葉，怎能抵擋夜晚和冬季的酷寒？用樹枝和芭蕉葉搭起的窩棚，又怎能抗住四面透風？

　　李窩則青少年時代的記憶，除了寒冷，還有饑餓，而且越餓越覺得冷。山林里的苦聰人一到下雨，一家人就要擔心火堆被澆滅；族里有人生了孩子，只能把芭蕉葉烤烤，趕緊把嬰兒裹起來。苦聰人也能在山坡上種點玉米，但刀耕火種，“種一山坡，收一籮籮”。

　　漂泊不定、啼饑號寒。歷經(jīng)千年的遁跡山林，讓苦聰人害怕與山外接觸，成了神秘的“野人”。

　　這是無人機拍攝的云南省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鄉(xiāng)地棚村小組。村民李發(fā)財家新建起了兩層樓房，準備請前來賀喜的族人吃飯，村里十分熱鬧（11月13日攝）。 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沒有忘記苦聰人。當?shù)弥缴线€有人生活時，一支支解放軍和民族工作隊開始進山尋找。1959年，新華社記者黃昌祿的長篇通訊《苦聰人有了太陽》，真實記錄了當年尋訪的艱難。“進林的第四天，忽然看見一個頭發(fā)披到肩上、臉孔黝黑的人，身上掛了幾條爛布筋筋。他們歡喜地大叫起來：‘老鄉(xiāng)，老鄉(xiāng)！’哪曉得這人聽見喊聲，掉頭拼命就跑……”

　　工作隊每次進山，都帶上衣服、鹽巴和糧食。幾經(jīng)努力、幾番接觸，苦聰人感受到工作隊與土匪、土司不同，戒備心慢慢放松了。“他們每次來，都和我們同吃同住，還給我發(fā)煙。”李窩則說。

　　在工作隊的耐心勸說下，苦聰人陸續(xù)搬出老林。

　　從“野人”變身“主人”，苦聰人的命運發(fā)生歷史性轉(zhuǎn)折。當?shù)卣e行重大活動時，苦聰人代表受邀站上了主席臺。苦聰大寨的村干部廟初沙還被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慶典。

　　今年67歲的廟正昌，是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鄉(xiāng)頂青村委會地棚村小組的村民。他至今珍藏著父親廟初沙當年去北京、東北等地參觀學習的照片。“父親回來后，興奮了很長時間。他召集苦聰人開會，激動地說‘我們也要社會主義！’”

　　金平縣志記載：至1963年，共3739名苦聰人搬出山林。政府發(fā)給他們耕牛、鐵農(nóng)具、鐵鍋、餐具、種子、口糧。工作隊員手把手教他們生產(chǎn)、生活技能，哈尼族、傣族群眾幫助他們建房蓋屋，同時讓出部分水田。

　　“誰愿意一輩子住在深山老林？苦聰人世世代代受苦，直到共產(chǎn)黨來了，我們才算見到了太陽！”李窩則說。

　　黃昌祿動情地寫道：“為了找尋一個被舊時代遺棄了的人口很少很少的兄弟民族，我們的黨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時間，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

　　苦聰人目前有3萬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北至鎮(zhèn)沅縣、南到金平縣等地的哀牢山區(qū)。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被認定為拉祜族的一個支系。

　　這是一張拼版照片：上圖為苦聰人的老房子（資料照片）；下圖為11月13日在云南省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鄉(xiāng)地棚村小組拍攝的苦聰人房屋（新華社記者胡超攝）。 新華社發(fā)

　　定居記

　　“干！干！”苦聰漢子李發(fā)財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看著新建的兩層樓房，李發(fā)財略有醉意，也難抑得意。他向前來賀喜的族人一一敬酒。

　　這幾年，李發(fā)財種了幾十畝橡膠，還和妻子外出打工。有了錢后，在政府投入近7萬元建起的安居房上，加蓋了第二層。

　　1992年，他家剛從金平縣苦聰大寨搬到地棚村小組時，住的是茅草房，現(xiàn)在終于住進樓房。夫妻二人都有智能手機，出門辦事騎上了摩托車。雖然已經(jīng)49歲，但前幾天，他特意把頭發(fā)染成淡棕色，為顯時髦。

　　“以后不搬家了！”李發(fā)財對記者說。

　　地棚村小組坐落在樹林茂密的山坡上，順著硬化水泥路，一排排二層小樓整齊排開，村里還修了小廣場、籃球場。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冰箱等電器，有的村民還買了轎車。像李發(fā)財一樣，56戶苦聰人都是搬遷來的。

　　從沿襲千年的游獵生活到定居，這個轉(zhuǎn)變苦聰人用了二三十年。

　　出山后，因不習慣山下的氣候和生活習慣，苦聰人曾幾度重回老林。政府又一次次派人進山勸導(dǎo)，并為他們重新定居提供支持、發(fā)展產(chǎn)業(yè)，才慢慢把他們穩(wěn)住。

　　金平縣政府辦公室主任李云的曾祖父能開硬弩，在苦聰人中甚有威望。“雖然1957年我曾祖父就帶著大家定居半山腰，但氣候燥熱，不少人得了病，他只好帶著族人回歸老林。”李云說，后來經(jīng)工作組三番五次做工作，老人才勉強答應(yīng)搬到通風條件更好、氣候稍微溫涼的地方。

　　學會種植養(yǎng)殖更是一大挑戰(zhàn)。政府動員河壩地區(qū)的哈尼族、傣族群眾把土地分給苦聰兄弟；不會種糧，甚至沒見過耕牛，傣族同胞就來教他們耕田插秧。

　　苦聰人還要學習現(xiàn)代生活，比如洗臉刷牙、洗衣疊被、使用廁所等。20世紀90年代，曾在金平縣者米鄉(xiāng)擔任苦聰人幫扶工作隊隊長的楊志華有項任務(wù)，就是說服苦聰人家修廁所。“當時是旱廁，現(xiàn)在許多人家都用上沖水廁所了。”楊志華說。

　　貧困有時就像衣服上的頑漬，很難滌除——苦聰人雖然走出森林，但直到20世紀末，許多人仍住著茅草房、杈杈房，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

　　改革開放激活全中國，為國家扶貧攻堅積累了雄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苦聰人迎來了命運的又一次歷史性轉(zhuǎn)折。

　　黨中央始終牽掛著苦聰山寨，幫扶地區(qū)一直情系民族同胞，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戰(zhàn)在哀牢山深處打響。各級各方紛紛出巨資解決苦聰人吃飯難、上學難、行路難、住房難、飲水難、看病難等問題，推進產(chǎn)業(yè)開發(fā)扶貧。

　　芭蕉搖曳、雞犬相聞。鎮(zhèn)沅縣城郊的山坳間，一個苦聰新寨透過一叢叢婀娜的金竹林映入眼簾。

　　這個名為復(fù)興村的寨子，是國家投入1200萬元興建的。今年47歲的王應(yīng)，2006年和苦聰鄉(xiāng)親一起，從幾個老寨搬遷到這個海拔較低、土地肥沃的新家園，一共200戶。

　　“那天，我們是空手來的。”王應(yīng)說，政府給每戶分了帶院子的磚瓦房，1.5畝耕地和4畝林地，還準備好了棉被、衣柜、米、油等生活用品。

　　王應(yīng)開始種水稻，自己解決溫飽，后來改種果樹。夫妻二人還學會了手藝，王應(yīng)平時幫人蓋房子，并兼任山林管護員，媳婦在縣城當廚師，很快實現(xiàn)了穩(wěn)定脫貧。“我們村除了1戶缺少勞動力的，其他都脫貧了。”

　　前幾年，黨中央吹響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zhàn)的沖鋒號，在哀牢山激起陣陣回響。一個個新寨陸續(xù)投用，一個個產(chǎn)業(yè)接連投產(chǎn)，一個個苦聰人不再苦等苦熬……

　　今日苦聰山寨，基本用上了沼氣和電灶，豎起了路燈；通了4G信號，普及了智能手機；住上了磚混樓房，種起了香蕉、澳洲堅果，養(yǎng)起了牛羊……

　　金平縣地棚村的廣場上，一幅墻畫令記者印象深刻——一半是身披獸皮的苦聰人，在原始森林里鉆木取火、采集狩獵，另一半是衣著光鮮的苦聰人，騎著摩托車、開著小轎車行駛在寬闊的馬路上。

　　鎮(zhèn)沅縣居住著約1.5萬名苦聰人。這個國家級貧困縣有望近期脫貧摘帽，這里的苦聰人也將徹底告別絕對貧困！

　　在云南省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鄉(xiāng)，一名苦聰婦女在自家開的超市里給顧客裝食品（11月14日攝）。 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興商記

　　天剛泛白，金平縣者米鄉(xiāng)金竹寨村村民李明勒就背上背簍，和姐妹們說說笑笑，一同到鄉(xiāng)上趕集。

　　“快來看看啊！山里的芭蕉花、草果、芋頭，純生態(tài)食品……”已經(jīng)60歲了，李明勒的嗓音仍然清脆。

　　說起叫賣，對苦聰人來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當年，苦聰人想把獵獲的野獸背到山下壩區(qū)交換，方式是把物品放在路邊，而自己躲進樹叢，等著村里人拿食鹽、鐵器、舊衣服來換，多少不論。等人家走遠后，苦聰人才敢現(xiàn)身。“我們苦聰人膽小著哩。”李明勒笑道。

　　苦聰人過去缺少商品概念，學會做買賣不過十幾、二十幾年的事。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還習慣以物易物。”鎮(zhèn)沅縣九甲鎮(zhèn)和平村麥子山小組的孫少榮說，當時苦聰人去鎮(zhèn)上趕集，都是背著玉米去換酒，或者拿個雞蛋換一場錄像看。

　　“苦聰人過去誰家有吃的，大家都有份，財產(chǎn)觀念不牢固，也影響了生產(chǎn)積極性。”當時的云南省民委民族工作隊隊長胡忠文說。

　　哀牢山再高，擋不住改革開放的春風。現(xiàn)如今，苦聰人當街賣特產(chǎn)、開超市、上網(wǎng)賣貨、到外地打工、刷微信用支付寶等已成尋常。

　　胡忠文經(jīng)常深入苦聰村寨。他介紹說，20世紀末，他看到苦聰同胞的目光是呆滯的、無奈的，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了。

　　如今，一些頭腦靈活的苦聰人勇闖商海，有些人當上了“老總”。40出頭的熊開明，十幾年前搬遷到復(fù)興村，當時全家四口只帶來兩口鍋，僅僅兩年后，他家就開起了村里第一家小超市。后來他把地租了出去，辦起了電子商務(wù)服務(wù)站。政府為他家拉了網(wǎng)線，安裝了電腦，他妻子專門到縣城參加了政府免費網(wǎng)購培訓班。

　　“現(xiàn)在村民都來我家網(wǎng)購。”熊開明說，“下一步，我要把山里的土雞、土豬賣到全國去。”

　　他還是昆明一家飼料公司在鎮(zhèn)沅縣的銷售總代理，管著30多個銷售點。“每個月都要開車去昆明開會，忙得很！”

　　還有人把茶葉生意做到了國外。鎮(zhèn)沅縣者東鎮(zhèn)樟盆村村民李永春帶領(lǐng)村里200多戶茶農(nóng)成立了茶葉合作社，今年銷售收入已有300多萬元。他對茶園進行了綠色食品、有機食品認證，經(jīng)常到全國各地跑展會、找銷路。現(xiàn)在，合作社的普洱茶賣到了上海、福建、重慶等地，紅茶遠銷俄羅斯。

　　巍巍哀牢山，無數(shù)個像熊開明、李永春這樣的苦聰人開始自主掌控命運，用勤勞和智慧開創(chuàng)與祖輩迥異的生活。

　　在云南省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鄉(xiāng)地棚村小組，一名苦聰青年騎著摩托車出村（11月13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追夢記

　　王生云有一雙塑料涼鞋，一直舍不得扔。這是他人生的第一雙鞋子，從初中到大學一直用。

　　今年7月，他從北大畢業(yè)，拿到了博士學位，是鎮(zhèn)沅苦聰人中的第一位北大學生，也是他們村里第一位博士。

　　而僅僅60多年前，苦聰人還在結(jié)繩記事。在鎮(zhèn)沅縣者東鎮(zhèn)木廠村，老人們至今連什么是大學都搞不清楚。王生云能有出息很不容易，他決定回云南工作，幫助更多苦聰人實現(xiàn)夢想。

　　“以前苦聰人很自卑，見到生人連招呼都不敢打。現(xiàn)在年輕一代開放了，知道要有自己的夢想和追求。”王生云說。

　　云南省在實施精準扶貧工作中，重點開展了“直過民族”能力素質(zhì)提升工程，幫助苦聰人等人口較少民族培養(yǎng)出更多的大學生、干部等。

　　教育事關(guān)民族的未來。云南省逐步在人口較少民族和“直過民族”聚居區(qū)實行從學前教育到高中階段的14年免費教育。同時，各級政府通過設(shè)立雙語幼兒園、民族學校、民族班等措施,加快少數(shù)民族人才培養(yǎng)步伐。

　　鎮(zhèn)沅縣者東鎮(zhèn)黨委書記刀忠福說，現(xiàn)在條件好多了，上學不花錢還有營養(yǎng)餐補助。“過去每到開學季，老師上門去動員苦聰家長讓孩子上學，現(xiàn)在者東鎮(zhèn)沒有一個苦聰孩子輟學。”

　　地棚村的廟文學自己只有小學文化，但走進他家堂屋，一整面墻上掛滿了女兒得的獎狀。今年，他女兒考上了云南德宏的一所高校。廟文學為此決定放棄加蓋一層新房的計劃。“孩子想讀書，我們就供到底！”

　　前不久，在中山大學讀大一的李瑞華寫了封家信：“得知咱鎮(zhèn)沅縣很快要脫貧摘帽了，心里十分激動。近十年來，家鄉(xiāng)變化多大啊！我7歲那年村里通了電，10歲時家里有了電視機……考上大學后縣民政局為我辦了助學貸款……真想不到我的命運會發(fā)生如此大的轉(zhuǎn)變。”

　　在鎮(zhèn)沅縣復(fù)興村，政府投資建起了拉祜族（苦聰人）歷史文化博物館；縣城的廣場上，每當夜幕降臨，都有苦聰人與兄弟民族群眾一起跳起歡快的舞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