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6日電 題：喜事變“賽事”，婚俗改革給不良風氣踩剎車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許晉豫 吳劍鋒

　　民政部近日要求，全面推進婚俗改革，倡導簡約適當的婚俗禮儀，進一步給不良風氣“踩剎車”。群眾對此拍手稱贊的同時，基層干部、專家認為，推進社會風氣好轉，不僅要靠軟性教育、更要有剛性約束，“軟硬兼施”推動婚俗改革，促進鄉風文明。

　　互相攀比 喜事變“賽事”

　　天價彩禮、互相攀比、大操大辦導致喜事變“賽事”，很多群眾對此深惡痛絕，但受人情社會、經濟利益等因素影響，大多數人選擇隨大流，有苦也難言。

　　寧夏固原市彭陽縣劉溝門村的馬文財2016年給大兒子成婚時，女方“一口價”要20萬元的彩禮，加上金銀首飾、辦婚禮共花去30多萬元，而2012年當地彩禮也就六七萬元。彭陽縣是貧困縣，馬文財作為養牛大戶都難以應付，而普通家庭“一婚倒退20年”毫不夸張。

　　寧夏高價彩禮并非個例，山西部分農村的彩禮達到“圖吉利”的18.8萬元，河北等地還有“萬紫千紅一片綠”（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和若干張50元）的說法。對此，馬文財見怪不怪，他說，天價彩禮都是互相攀比造成的，攀比一旦形成風氣，大家很難從中抽身。誰要的彩禮少了，反而會被別人議論。

　　除了比彩禮，不少地方結婚還要比排場。福建部分地區習慣在喜事前后分別開設“破柴頭”和“破柴尾”宴席。當這一習俗遇上“重人情、好面子”的閩南人時，鋪張浪費便時有發生，“你開30桌，我為面子肯定要開50桌。”當地一位社區居委會主任表示，攀比之下，一些經濟能力較差的家庭只能硬著頭皮上。

　　在福建省晉江市東石鎮塔頭劉村黨支部書記劉永進看來，喜事變“賽事”背后，是不斷被破壞的鄉風文明。“有的村民底子薄，為了顧面子借錢操辦，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他說，除了經濟負擔外，大操大辦造成酒風盛行，由此帶來的口角矛盾、打架斗毆甚至酒駕等同樣讓人頭疼。

　　多地出招遏制不良風氣

　　天價彩禮、大操大辦不僅勞民傷財，還帶壞社會風氣。對此，寧夏、福建等地通過干部帶頭、成立紅白理事會等給不良風氣“踩剎車”。而民政部提出的婚俗改革則讓地方的相關舉措有了依據，讓基層干部群眾有了“主心骨”。

　　寧夏今年實現了紅白理事會行政村全覆蓋，由村干部、鄉賢等構成的紅白理事會通過訂立村規民約、上門勸說等方式引導村民抵制天價彩禮、大操大辦。“彩禮過高，貧困群眾別說投資發展產業，光是還債都還不起。”寧夏吳忠市同心縣趙家樹村第一書記史國鵬說，在紅白理事會引導下，現在村里紅事彩禮上漲勢頭得到遏制，降到了十萬元左右。

　　而在福建泉州市泉港區，紅白喜事公用房正成為“寵兒”。村民只需提前3天向村紅白理事會申報備案，即可無償使用本村的紅白喜事公用房，水、電等費用由村集體支付。同時，紅白喜事公用房規定，“只設1個正餐，正餐不超過12個菜，菜品以家常菜為主，禁止上野味。”在泉港區東張村村民陳明源看來，這樣既避免了浪費，也減輕了許多家庭的經濟壓力。

　　除了引導，部分地區還通過懲罰措施遏制大操大辦。塔頭劉村去年底將“喜事酒桌上限”制定成了村規民約，“酒席不能超過30桌，超過者罰款5萬元”，盡管30桌的標準比原先“標準”減少了一半，但礙于高額罰款，今年以來，只有一戶人家“越了線”，罰款也被用于村里的教育事業。劉永進表示，設定酒桌上限給了大家一個共同的臺階，得到了廣泛支持。

　　此外，抵制天價彩禮、大操大辦，黨員干部也發揮著帶頭作用，寧夏不少縣區出臺規定，要求黨員干部以身作則，如彭陽縣要求黨員干部帶頭，彩禮不超過6萬元，迎娶汽車不超過6輛，宴席控制在10桌以內，禮金不高于50元。

　　雖然各地都有遏制不良風氣的探索，但都是“各想各辦法”，民政部要求推進婚俗改革，則讓基層對不良婚俗說“不”的底氣更足。彭陽縣委常委、城陽鄉黨委書記劉旭說，“以前政府沒措施、沒標準，大家互相攀比辦婚事，有些人想反對沒理沒據，而婚俗改革則進一步明確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軟硬兼施”讓改革更好落地

　　婚俗是鄉風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婚俗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將婚俗改革融入鄉風文明建設當中，并通過適當的剛性約束，“軟硬兼施”，讓改革更好落地。

　　福建省婚慶行業協會秘書長黃斌認為，政府應與相關社會組織進行合作，以文藝匯演等形式，將新風尚送到鄉下去，改變老一代人的觀念。針對年輕人，引導一些婚慶公司在婚禮策劃時告知新人，什么樣的婚禮是好而美的婚禮。黃斌說，可以將婚禮作為鄉風文明的重要抓手，把中華傳統家風家訓融入婚禮，以此影響千家萬戶。

　　遏制婚俗不良之風目前主要靠軟性教育引導，一些地區村規民約約束力有限，不少基層干部反映“有時磨破嘴皮子就是不頂用”。基層干部認為，推動婚俗改革需適當出臺一些剛性約束措施，切實把婚俗改革落到實處。

　　“未來，我們探索將享受政策與遵守村規民約相掛鉤，擁護婚俗改革的有獎勵，有不良婚俗行為的要懲罰，對于貧困戶要在產業扶持、低保等方面給予限制，對于條件較好的村民，則將其納入金融機構征信記錄，并在道德榜上‘亮黃牌’。”劉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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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