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2日電 題：浸潤的汗水，歷史的回甘——透視中國40年打工潮的變遷

　　新華社記者葉昊鳴、齊中熙、鄔慧穎

　　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大地經濟騰飛，風云激蕩——泥墻瓦房變為高樓大廈，險峻天塹化為開闊通途，鄉鎮漁村成為現代都市……

　　史詩般的壯闊變化，離不開一個特殊的群體——打工者。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40年間，他們揮灑汗水，為經濟建設添磚加瓦；他們點燃青春，為社會發展貢獻力量；憑借他們的勤勞踏實，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偉篇章譜寫一曲曲時代贊歌。

　　從“孔雀東南飛”到“鳳凰自歸巢”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中國歷史進入嶄新的篇章。

　　就在同一天，深圳市的“前身”廣東省寶安縣成立了一家“石巖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成了全國第一批、深圳歷史上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走進這家企業，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的“打工妹”。

　　“當時用的是香港淘汰下來的舊機器，用腳踏、手搖生產電吹風里的電熱線圈。工作條件雖然艱苦，但不用再下地種田，工資還比種田的收入高3倍。”今年72歲的江惠群說。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8.3億勞動力資源中，有5.9億在農村。伴隨著改革開放，世代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走上自主擇業之路。而率先開放的沿海地區，接納了這股龐大的進城務工流。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每年上千萬務工大軍云集廣東。全國跨省流動就業中，廣東占了三分之一，近幾年達2600萬。”廣州鐵路局集團黨校教授金一兵說。

　　40年斗轉星移，打工者流動的軌跡也在悄然變化。

　　“以前外出打工好，現在回家創業好。不僅能照料家人，還能干出一番事業。”48歲的四川眉山人劉貴良此前在深圳建筑行業工作，隨著家鄉創業環境的優化，他最終返回家鄉創辦了食用菌種植專業合作社。

　　在當地就業部門扶持下，劉貴良申請到了農民工返鄉創業貸款，學習了新技術，蘑菇的產量與品質不斷提高。如今，合作社一年生產鮮菇300噸，銷售額200多萬元。

　　“今年上半年，眉山市省外務工回流人員4萬多人，其中實現再就業3.5萬人，新增創業人數7655人，創業吸納就業22160人。”眉山市就業局局長朱蜀驥說。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速為3.0%，至2016年持續下降至0.3%。2017年雖有上升，增速達到1.5%，但也只達到了2012年增速的一半。

　　從“孔雀東南飛”到“鳳凰自歸巢”，40年打工者流動軌跡的變化映射出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無論是“工資落差”逐漸彌合，還是“親情權重”不斷加大以及各地不斷吸引人才回歸的利好政策，都在打工者心中“回家”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碼。

　　從“勞動密集”到“技術密集”

　　“1983年，我離開村子來到鄭州打工，當時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就是搬磚提灰，吃的是集體大鍋飯，住的是臨時搭建的窩棚，條件很惡劣，但每天卻能有一塊多錢的工資，這筆收入在農村非常可觀。”河南省潢川縣雙柳樹鎮駐鄭州農民工黨支部書記黃久生依然記得當年的情景。

　　出大力、流大汗,那時的打工者并不需要太多的專業技術，只要能吃苦就行。勞動密集型、工作強度大，是當時打工者的“標簽”。

　　“有時候訂單多、催得急，我們就要幾天幾夜不合眼地工作。”1989年曾在東莞一家玩具廠打過工的全國人大代表王馨表示，相比守著河南老家一畝三分地，那時在工廠工作一個月可以拿到兩百多元的工資。

　　而當時間的車輪駛向21世紀，一些新的變化需求也在悄然出現。

　　插引、合模、裝藥、封口……一條長約200米的全自動組合煙花生產線，僅需11名員工就能完成原先需要300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過去我們主要選用的是基層的手工生產人員，而現在我們則把用工需求轉向了懂開發、懂操作、懂機器的技能人才上面。”湖南中洲煙花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昌開介紹，現在公司招收的員工大部分是本科及以上的科技研發人員以及擁有熟練操作技術經驗的技術工人，公司每年10%以上的收入投入到技術研發和技術人員的薪酬上。

　　除了技術革新帶來的勞動力結構和數量的變化，新業態帶來新興職業體系的擴張，人們對物質和精神需求的逐步提升，也倒逼越來越多的打工者主動加強學習、提高技能，向專業型、技術型人才靠攏。

　　“一雙鞋，我不用看，只要用手一摸，就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皮料，走的是什么板型，用了多少鞋膠……”說起制鞋這個已經做了20多年的老本行，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的邱世錦就停不下來。

　　因家中農忙，初中輟學的邱世錦選擇進城打工。一開始僅僅只是剪線、配料、打包、刷膠水等制鞋的簡單工序，但通過勤奮學習和向老師傅們討教經驗，短短幾年，邱世錦從一個普通工人成長為車間的高級管理人員，并成功拿到了相關資格證書，實現了從“莊稼漢”向“高級技工”的華麗轉身。

　　從傳統的泥瓦匠，到現在操作復雜機器的技術工人；從雙手翻飛不知疲倦的技術女工，到證書在手、技術嫻熟的專業工匠。40年時間見證了我國多數地區完成了從手工生產到機械化、智能化生產的轉變，也見證了一代代打工者在城市中通過努力和奮斗所實現的自我提升。

　　從“外來者”到“新市民”

　　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鄉村，在城市安家落戶，初中畢業生張媚媚的奮斗“逆襲”讓她成了老家人眼中艷羨的榜樣。

　　1991年初，18歲的張媚媚走出了老家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橋圩鎮南興村，來到深圳尋夢。靠著不服輸的勁頭和樂于助人的品格，2005年，張媚媚獲得了“寶安區2002-2004年度先進勞務工”的光榮稱號，有了落戶深圳的機會，隨后，她用多年積蓄和按揭貸款的方式買了房，在深圳定居。

　　張媚媚的經歷只是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一個縮影。

　　40年來，打工者們用自己的汗水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而他們所建設的一座座城市，也在用一項項保障措施接納他們。

　　來自四川的鐘夢瑤自小在廣州長大，她的父母在廣州市做環衛工已有20余年。雖然從幼兒園開始就在廣州上學，但因為沒有戶口，她知道總會被“打回原籍”。“那時候都不敢和同學們處得太好。”鐘夢瑤說。

　　2016年，廣東省全面開放異地高考，近萬名農民工隨遷子女與廣東戶籍考生同考同錄。鐘夢瑤成為首批享受到全面開放異地高考福利的隨遷子女。得知自己能在廣州參加高考，鐘夢瑤長長舒了口氣，“全家都非常開心。”

　　“進城務工人員為廣東的建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子女在廣東具有完整學籍，我們必須照顧這些孩子的需求。”廣東省考試院副院長黃友文說。

　　“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命。”曾經，這樣的境遇讓漂泊在外的打工者心中充滿了苦楚，他們對自己付出辛勞的城市既充滿憧憬，也或多或少有著解不開的“疙瘩”。

　　40年光陰變遷，隨著戶籍、教育、社保、就業、培訓等城市待遇逐步向外來打工者均等化開放，這些曾經徘徊在城市“邊緣”的人群，也終能以城市“新市民”的身份，為我國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發光發熱。(參與采寫:黃浩苑、陳健、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