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中國文論史上最重要的“元典”，更是一部獨具特色的中華國學經(jīng)典，為集部“詩文評”之首。問世1500多年來，由于其重要的元典性和獨特地位，在文史哲等不同領域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從而積累了巨大的文獻資源。
20世紀初期，《文心雕龍》被黃侃、范文瀾、劉永濟等國學大師搬上大學講壇；歷經(jīng)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對這本書的研究終于形成一門顯學，被稱為“龍學”。一百年來，產(chǎn)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論文，據(jù)統(tǒng)計，有關專著、專書已達750種，論文一萬篇。毫無疑問，這是中華文化之幸，但對進一步的研究而言，卻是一座橫亙在面前的高山，對很多人來說是難以逾越的。這需要專業(yè)研究者集中一定力量對海量資料進行全面梳理，從而摸透家底，看清道路，輕裝前行。
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檢視，在中國文論和國學研究領域，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思想價值。為此，需要著重于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對《文心雕龍》文本進行較為徹底的校勘和整理，最終拿出一個更為可靠的具有“定本”性質(zhì)的文本，以解決迄今為止尚未有令人滿意的《文心雕龍》文本的問題；二是匯聚古往今來的《文心雕龍》評論和闡釋成果，盡可能做到集其大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闡釋，從而使對《文心雕龍》文義的理解和把握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力求開創(chuàng)“龍學”的新境界；三是對近百年來豐富的“龍學”成果進行全方位集中梳理，以充分展示其巨大成就，亦實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從而為新世紀“龍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新的基石。
《文心雕龍》的元典性是形成“龍學”的根本，百年“龍學”的發(fā)展和興盛則使其走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前臺，因此能夠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作出獨特貢獻。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龍學”之于學科建設的意義，不僅是研究一部《文心雕龍》的問題，而是涉及中國文論、中國美學、中國文學乃至中國哲學、中國史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百年“龍學”是中國文論和文化研究的一個典型，對這個典型的全面解剖，無疑將提供多方面的重要經(jīng)驗，具有多方面的啟示意義。
對“龍學”性質(zhì)的探索及其應用領域的拓展
近百年“龍學”的發(fā)展有著巨大的成就，但“龍學”主要屬于文藝學，其應用范圍和領域相對狹窄單一，有些本應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一直被輕視或忽視。對百年“龍學”的清理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反思機會，使我們進一步看清了“龍學”的性質(zhì)不僅是文藝學，也對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
近百年來，《文心雕龍》雖然在大學講臺上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但多數(shù)情況下只是作為一門選修課，課時量很少。之所以如此，應該說與我們對“龍學”性質(zhì)的認識有關，也與我們?nèi)狈Α褒垖W”的大規(guī)模清理和全面研究有關。實際上，《文心雕龍》不僅僅是專業(yè)人士研究的對象，而且與當今大學教育密切相關，如思想文化教育、審美修養(yǎng)、寫作訓練等方面，《文心雕龍》均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我們的認識卻非常不夠。再如社會服務方面，很少有人考慮《文心雕龍》這部中國文化的元典之作可以服務社會實踐。實際上，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是需要《文心雕龍》的，比如要考公務員，就要考“申論”，主要是寫文章；各種場合的發(fā)言、報告，都是文章；企業(yè)也要制定各種文件，這都是劉勰所講的“文章”的功夫，也可從《文心雕龍》中大受裨益。
奠定中國文論話語研究的強大基石
近年來，中國文論話語的獨特性及其在世界文論話語中的地位問題，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包括一些海外漢學家。牢牢抓住《文心雕龍》這把“金鑰匙”，適時梳理“龍學”的豐富成果，可謂是抓住了中國文論話語研究的“牛鼻子”。
以《文心雕龍》為典型和代表的中國文論資源十分豐富，是中華文化重要而獨特的組成部分，有著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tǒng)，并涉及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自近代以來，隨著西學傳入以及文學觀念的轉(zhuǎn)變，中國文論對中華文化的有效性、適應性被嚴重忽視或忽略，中國文論的完整性和獨特性遭受削足適履的傷害。盡管我們數(shù)十年來對《文心雕龍》和中國文論的重視程度日漸提高，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但研究理路、闡釋方式以及價值尺度主要還是西學的，《文心雕龍》和中國文論的本來面目和獨特價值仍然有待彰顯。《文心雕龍》和中國文論不等于今天的“文學概論”或者“文藝學”，而是有著獨特的話語方式和理論體系，有著多樣的內(nèi)容和形式，并具有獨特的意義，這一切均基于多姿多彩的中國文化和文章。
季羨林先生早就指出：“我們中國文論家必須改弦更張，先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回歸自我，仔細檢查、闡釋我們幾千年來使用的傳統(tǒng)的術語，在這個基礎上建構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然后回頭來面對西方文論，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xiàn)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對此，我們深以為然，盡管這個檢查和闡釋要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而回歸自我是一個相當艱苦的過程，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認真面對并最終踏上中國文論話語的回歸和還原之路。
因此，超越從西方引進的所謂“文學”觀念，回歸中國文論的語境，還原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從而原原本本地闡釋《文心雕龍》及其與中國文章、文學以至文化的關系，發(fā)掘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放眼全球文化和文學，找到中國文論自己的位置，乃是《文心雕龍》與中國文論研究的歸宿。我們梳理《文心雕龍》研究史，開拓新的學術空間，就是要重新審視和把握《文心雕龍》這部曠世文論寶典，特別是其于中國文論話語體系之建構的根本意義。
中華文化魅力的生動呈現(xiàn)
《文心雕龍》全書只有三萬七千余字，對這部書的研究何以形成一門著名的學問——“龍學”？其思想、文化價值到底是什么？一本書的研究形成一門學問且大師云集，從劉師培、黃侃、劉咸炘、錢基博，到范文瀾、陸侃如、楊明照、王利器、周振甫、詹锳等等，可以說蔚為壯觀，這與其元典性及其與中華文化的密切關系是分不開的。我們理應把這門學問的豐富成果予以認真總結和梳理，從而完整清晰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相信它不僅會吸引世界文論學壇的目光，在世界文論的舞臺上熠熠生輝，而且會引起人文學科眾多領域的廣泛關注，并將其運用到思想文化建設中，為人類文明發(fā)展作出貢獻。（作者：戚良德，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心雕龍》匯釋及百年‘龍學’學案”首席專家、山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