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陳敏華在辦公室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實習生 陳婉婷 攝

　　一張約2米長、1米寬的木桌上覆蓋一面玻璃，玻璃上擺放兩個筆筒、兩個小夾子盒，文稿和書籍摞成數堆。這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超聲科首席專家陳敏華研究、寫作的地方，它位于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附近的一個小套房內。

　　72歲的陳敏華至今仍未退休。每周，她要上滿兩天班，上午在醫院坐診，下午則進行手術。工作之外，陳敏華常常坐在這張長桌前，埋首于資料、文稿和書籍中，進行研究及編寫下一本計劃出版的醫學專著。

　　“對于未來，我的打算是繼續工作、繼續研究，直到干不動為止。”10月19日，在這個兼作資料室和休息室的小套房內，陳敏華這樣告訴新京報記者。

　　“拼命三郎”

　　時隔十年，陳敏華依然清晰記得當初在這個套房里編寫《肝癌射頻消融》的日子。

　　1999年，在引入射頻消融新儀器后，陳敏華開始研究難治性大肝癌的治療策略。陳敏華向新京報記者介紹，射頻消融術是在保留肝臟的前提下，通過穿刺向肝臟腫瘤注射消融針，消融針電極釋放的高溫能將腫瘤組織殺死，以起到局部治療的作用。

　　但直到10年前，“射頻消融的規范化治療以及難治性腫瘤的個體化治療技術還沒有受到醫學界的足夠重視。雖然很多家醫院買了儀器開始做了，但是規范操作和推廣還是迫在眉睫。”陳敏華說道。

　　為了編寫這本專著，在坐門診、做手術之余，陳敏華把自己關進這個房間里，每天工作到凌晨2點。她患有心肌病和高血壓，高強度工作下經常發病，胸悶、頭暈、心區痛且睡不著覺。

　　“有時候病犯了，我就到旁邊的醫院吸氧，然后回來繼續工作。”陳敏華回憶。在此期間，她還曾兩度發高燒住院。當這本書的編寫進入最后階段時，她還與年邁多病的丈夫“分居”了一段時間，以集中精力工作。

　　2009年，100多萬字的《肝癌射頻消融》在六易其稿后終于出版，書稿則被陳敏華一直保留至今。她向新京報記者提供的一份書稿顯示，稿上密密麻麻布滿圈畫涂改的痕跡。“那段日子確實很艱難，但都過去了。”

　　被同事稱為“拼命三郎”的陳敏華，不是第一次在工作學習上這么拼命。

　　1987年，受國家教委公派，陳敏華赴日本北海道大學留學。中國是肝癌大國，但陳敏華發現，很少有中國人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主持或者發言。陳敏華在心中暗暗發誓，將來要坐到主席臺上，要為中國人爭氣。

　　在日本，陳敏華幾乎每天學習和工作十幾個小時，白天在醫院從事診療工作，晚上做實驗、看書、記錄研究數據等。由于醫院規定尸體解剖必須在晚上12點以后進行，只要有這樣的機會，陳敏華都不會放過。每天，她都是后半夜才離開學校。由于學校大門早已上鎖，爬墻、跳窗子成為常事。

　　在參加尸體解剖的過程中，陳敏華開辟了食管經皮超聲掃查新領域，并發現食管在不同運動狀態下的生理運動變化。她還曾自帶餃子，把當時在北海道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都請來。

　　這可不是一頓“免費的午餐”，陳敏華要對他們的食管進行超聲探查。她把拍到的數百張比豆腐塊還小的圖像，放在放大鏡下測量，幾千個數毫米的數據要進行兩次重復測量，由于用眼過度，造成眼肌痙攣，眼球疼痛，視力急劇下降，至今仍留有后遺癥。

　　為繼續做試驗 逃下手術臺

　　陳敏華患有多年的心臟疾病。有時候，她夜間的心跳每分鐘只有27次，晨起之時經常頭暈。醫生曾建議，在其體內植入心臟起搏器會比較保險。但是，當躺在手術臺上后，陳敏華改變主意“跑了”。因為她聽說做射頻消融會影響到心臟起搏器，一旦安裝，她就必須停止做射頻消融。

　　“我覺得我還有很多的研究和實驗要做，還有很多工作必須完成。所以，當我知道這個情況之后，我就決定放棄安裝心臟起搏器了。”陳敏華告訴新京報記者。

　　提起家人，陳敏華用“虧欠”二字形容心中感受。多年前母親去世，陳敏華未能見到母親最后一面，這成了她一生的遺憾。

　　“那時候我剛走出診室，就接到了家人的電話，說母親快不行了，我立馬坐飛機趕去上海。”陳敏華說，“但在路上，我就得知母親已經離去的消息。”

　　陳敏華說，母親去世前一年多，她在上海出差時到醫院看望了母親，這成了她們最后一次相見。回憶往事時，兩行淚水從陳敏華眼角溢出，順著臉頰流了下來。

　　在陳敏華看來，病人、親人構成一個天平，她則永遠把砝碼壓在病人這一邊。“我也希望在做一個好醫生、好老師的情況下，可以完全盡到女兒、妻子和母親的責任，但人的精力畢竟有限，病人、親人無法兼顧。”

　　丈夫多次生病住院乃至做手術時，陳敏華都沒能陪在身邊。而平時在家中，丈夫卻扮演著“秘書”的角色。從事醫學研究時，陳敏華經常思考到深夜，有時睡意蒙眬中，她會突然冒出一些想法，但第二天醒來時卻常會忘記。

　　于是，她和丈夫約定，夜里，他就是她的“秘書”。床頭柜里常備著紙和筆，當陳敏華有想法時，她會叫醒丈夫，丈夫則隨時幫忙記錄下來。只是這樣一來，患有嚴重心臟病的丈夫事后卻很難再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藥。

　　“他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但是他的每一次生病住院，我幾乎都沒有時間去照顧。”對于丈夫，陳敏華有太多歉疚。

　　冒險闖醫學“禁區”

　　對肝癌的早期診斷研究，陳敏華做了幾十年。我國是乙肝及肝癌大國，因此，肝癌早診也是重要的臨床課題。

　　早在1985年，陳敏華就和同事完成了《肝癌穿刺活檢及早期肝癌超聲診斷研究》。“這要冒很大的風險，因為當時肝癌穿刺活檢被認為是醫學‘禁區’。”陳敏華說，此前，通過超聲可以發現肝臟上的小結節，但很難定良惡性。在超聲引導下對肝臟腫瘤進行穿刺細胞學檢查，就可以發現早期肝癌，而且臨床應用證實安全有效。這項研究結果在1985年獲得衛生部首屆腫瘤大會優秀論文一等獎。

　　2002年，超聲造影新技術進入中國，她承擔了III期臨床實驗，組織團隊夜以繼日地研究。“如果能把早期肝癌患者診斷出來，很多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半年多時間里，她帶領6個博士生，把數百張照片、錄像翻出來反復研究，每天讀片到深夜，發現有問題或以前認為是良性腫瘤的患者叫回來重新檢查、隨訪，甚至穿刺活檢。

　　其實，早在日本留學時，陳敏華就在超聲造影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還自己研制了初級造影劑。她的雙手由于在當時做動物實驗時，長時間暴露在射線下，導致皮膚表層受損傷，至今一到冬天就會裂出血口子，生疼生疼的。

　　2004年，國際權威機構制定的“歐超聯指南”正式進入中國指導臨床應用，陳敏華通過對病例的分析和研究發現，這個指南并不適宜中國乙肝肝硬化背景的肝癌早診。“診斷指標不完善，有可能漏掉早期肝癌。”陳敏華在國際會議上發表了適宜中國肝病背景的肝癌早診標準，制定了中國超聲造影指南，獲得大會權威的好評，稱為“中國年”，并委托她舉辦下一期的國際造影大會。

　　她用25年時間，實現了當初在日本的誓言。“我雖不會講英文，但我能坐在主席臺上，還能被美國、日本邀請去講課，因為我們的研究成果獲得了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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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采寫/記者 潘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