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完成指標”,2000萬元建大棚多成擺設,變相“發錢”養懶漢……

　　“指標扶貧”帶偏了脫貧攻堅

漫畫:曹一

　　本報記者楊玉華、吳慧珺

　　“花錢有任務,項目有指標,不求效果佳,但求不扣分。”這是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日前在基層采訪時,聽到的一些基層扶貧干部打趣的說法。略顯夸張的言語背后,透露出扶貧干部對“指標扶貧”的無奈。

　　部分基層干部群眾反映,近年來,一些基層扶貧工作被簡單化變成下任務、定指標,并按指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導致扶貧工作“跑偏”。特別是在扶貧投入方面,使用產業扶貧資金有指標、發放扶貧小額信貸也有指標,為足額定量完成上級主管部門下達的指標任務,一些地方只能“突擊”花錢,在缺乏科學規劃的情況下拍腦袋決策、簡單化分錢,導致扶貧資金被濫用甚至冒用,沒能真正惠及貧困戶。

　　扶貧項目草草報,扶貧資金打水漂

　　一個縣14個貧困村中有11個“拍腦袋”選擇了大棚蔬菜產業,共新建大棚2200多畝,僅大棚造價就在2000萬元以上,但多數都成了擺設

　　“轉眼快一年了。”貧困戶胡榮華說,“還是沒有等到政府曾經承諾的分紅。”每天經過村頭的這片大棚地,他都會不由地生出埋怨。

　　“去年村里跟我們說得好好的,今年一季度就有分紅了,今年過去一大半,到現在也沒見著動靜,這不是哄我們老百姓么?”胡榮華說,本來盼著產業大棚致富,現在卻落空了。

　　胡榮華是中部省份一個貧困村的村民,他所說的大棚曾是當地政府緊急上馬的一個年度扶貧項目,然而錢花了卻并沒給他們帶來實惠。

　　熟悉內情的當地駐村扶貧隊長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去年年底,上級部門緊急下達產業扶貧任務,要求在30天內把打到村賬上的產業扶貧獎金花掉。為完成任務,村里只好突擊花錢,在沒有經過科學規劃和論證的情況下,花費140余萬元,蓋了140畝蔬菜大棚。

　　“要是賬上的錢不花出去,上面來督查,又要挨批。”該貧困村一位基層干部無奈地告訴記者。

　　為了能在2018年到來之前,順利地花掉趴在賬上的產業扶貧資金,該村隸屬的縣級主管部門找來一家標榜發展生態農業的大棚制造企業,為該村建設140萬畝蔬菜大棚,并與該村簽訂扶貧(蔬菜)產業園合作協議書。

　　根據協議,該村扶貧產業園項目由該企業負責投資、建設和運營,該村將縣里2017年給予的產業扶貧資金投入產業園項目作為合作入股資金。公司自收到股金之日起,每年根據收益情況進行分紅。

　　然而,產業園建設運營情況讓人大跌眼鏡。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該村建設的扶貧蔬菜大棚產業園內看到,140畝的大棚只種了20畝左右的雞毛菜,銷售價格與村民在自家菜地種的菜價幾乎無差。剩余120畝左右的大棚內荒草叢生,有的只有一個大棚支架,產業園區路面到處都是被雨水沖刷過的塌陷路段,百草枯農藥瓶三三兩兩被丟在路邊。

　　140畝的大棚,建成半年有余,收益甚少,且只帶動了一戶貧困戶就業。大棚附近有一座小房子,一位該公司派來看守園區的工人正在納涼。“我不是本地人,是公司派我來這看大棚的,目前很多棚還沒開荒,也沒啥收益。”

　　該工人告訴記者,這個扶貧產業園除了他,還有一位村里的貧困戶幫忙除除草。而之前該公司給村里的承諾是帶動不少于10人到產業園就業。

　　不僅如此,合同履行情況也是不盡如人意。該村干部告訴記者,2017年8月簽的合同,一年多過去了,農民的土地流轉租金、風險保證金、村集體分紅皆未到賬,該村村民曾多次到該縣政府上訪,均無果。

　　記者調研了解到,在脫貧攻堅中,為了防止鄉村產業發展資金滯留導致種植養殖業獎補資金被退回、幫扶單位幫扶資金閑置、產業項目欠缺等問題,不少地方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情況制定了考核目標,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花掉上級發放的扶貧項目資金。然而,這種“限時完成”的指標考核,往往使基層干部“病急亂投醫”,不求錢用得好,只求錢能按時花出去,扶貧項目草草報,扶貧資金打水漂。

　　“當時考慮的是把錢花出去,不管怎么樣先把考核指標完成,我們也沒想到發展成現在這樣,100多萬元眼看著就這么打水漂了,確實浪費得心疼啊。”上述村干部說。

　　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這個貧困村所在的縣里,14個貧困村中有11個與該村類似,“拍腦袋”選擇了大棚蔬菜產業,共新建蔬菜大棚2200多畝,僅大棚造價就在2000萬元以上,但當地多位駐村扶貧干部坦言,“一年過去了,多數大棚都成了擺設,沒有產出實際效益。”

　　農戶貸款企業用,扶貧變“發錢”

　　每個貧困戶每年必須要完成一定量的貸款任務,為通過考核驗收,“戶貸戶用”變成了“戶貸企用”。原本精準到人的金融扶貧政策,變成了一些企業低成本融資的新渠道

　　夏日炎炎,驕陽似火,66歲的安徽省宿州市靈璧縣大路鄉大路村貧困戶張久持,熱情招呼著在葡萄園里采摘的客人。

　　得益于小額扶貧貸款這一金融扶貧政策,去年4月,張久持從銀行貸款4萬元,利用之前在葡萄園打零工學到的種植技術,承包3個大棚,種上了900株葡萄。

　　“以前一年也有5萬塊錢的貸款,說是給我們貧困戶的貸款,但也沒看到過錢,每年就拿3000元的分紅。”張久持告訴記者,現在有技術又有錢,就自己干了。去年凈利潤有2萬,今年估計能掙3萬。

　　“我懂技術,早就想自己種了,以前可不就是沒錢啊!”望著一株株結滿果子的葡萄藤,張久持用黝黑的手臂蹭了蹭臉上的汗珠,笑得合不攏嘴。“感謝政府給我這個老頭子辦了貸款,還免除了棚租費,以前就等著政府‘發錢’過日子,現在自力更生,越干越有勁頭了,沒想到我一把年紀還過上了新生活。”

　　小額扶貧貸款讓張久持在臨近古稀之年過上了幸福生活,然而,并非所有貧困戶都能享受到這項資金扶持。

　　與張久持一鎮之隔的馮廟鎮大王村貧困戶王墩喜,根據政策可以享受到5萬元的小額扶貧貸款,然而,由于被村里認定為缺乏技術和市場,以他和其他一些貧困戶名義申請到的扶貧貸款最終以入股方式交由當地一家家具廠使用,他們這些貧困戶則定期拿些分紅。

　　據了解,扶貧小額貸款是近年來廣泛推行的金融扶貧政策,主要用于幫助貧困戶解決生產發展中遇到的資金難題。然而,這一原本精準到人的金融扶貧政策,在一些地方卻出現“跑偏”,變成一些企業低成本融資的新渠道。

　　全國扶貧辦的督查顯示,全國扶貧小額信貸已累計發放4700億元,其中“戶貸企用”的現象較為突出。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云在2018金融扶貧培訓班上表示,“戶貸企用”使貸款沒有真正用在激發貧困戶內生動力、幫助貧困戶發展生產上,違背了政策設計的初衷。

　　據了解,扶貧貸款之所以從“戶貸戶用”變味成“戶貸企用”,有客觀原因,即一些貧困戶本身能力不足,不具備發展產業的能力,為了增加這部分貧困戶的收益,相關部門想到了“戶貸企用”的辦法,既可確保貸款資金使用安全,也能穩定增加貧困戶收益。

　　不過,一些基層干部和扶貧主管部門也承認,由于扶貧貸款也有指標考核,特別是前幾年,每個貧困戶每年必須要完成一定量的貸款任務,實行“戶貸戶用”很難達標,為了通過考核驗收,就變通想出“戶貸企用”的辦法。

　　“貸款給企業省心,而且指標分發下去完成得也快。”一位基層干部表示,為了方便工作,以促進貧困戶發展生產為宗旨的扶貧小額信貸,大部分是企業在用,造血扶貧變成了“發錢”。雖然國家扶貧辦去年11月就規定禁止“戶貸企用”,但在基層,“戶貸企用”的比例依舊居高不下。某貧困村27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僅2戶申請了“戶貸戶用”,剩余25戶依舊是“戶貸企用”。

　　安徽一家銀行的基層分支機構負責人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基層信貸力量配比原本就薄弱,而“戶貸企用”手續相對簡單,銀行也更愿意放款。要貸款給貧困戶,貸前、貸中都有十分嚴格的審查,貸后監管工作也很復雜。對銀行來說,放貸成本遠高于“戶貸企用”。

　　扶貧小額信貸在基層頗受本土小微企業歡迎。一家使用了扶貧小額信貸的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在當前融資難、融資貴的大背景下,扶貧小額信貸為小微企業提供了融資渠道,融資的綜合成本較低,且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扶貧小額信貸折算的貸款利率在7%左右,而受當下融資環境影響,小微企業幾乎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多元渠道的融資貸款利率則在10%左右。

　　安徽省農經學會會長胡桂芳表示,“戶貸企用”從表面上看,似乎一舉兩得,既解決了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又讓貧困戶獲得了一定收益。然而從長遠來看,這樣做其實等于變相給貧困戶“發錢”,存在“泛福利化”的問題,并沒有起到“造血”作用,難以形成貧困農戶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與此同時,一旦政府調整優惠政策,或企業出現經營風險或債務負擔,都會轉嫁到貧困戶身上,不僅有違扶貧初衷,還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指標化、運動式”現狀亟待改變

　　一位基層扶貧第一書記坦言,每次縣里下發這類考核指標,他就夜不能寐,連做夢都在想著完成任務指標,根本無心其他工作

　　多位基層干部認為,扶貧工作任務艱巨,程序復雜,為落實責任,突出考核導向,促進脫貧是必要的,也能客觀全面地反映基層工作,但過度追求“扶貧指標”甚至不切實際限時限量完成“扶貧指標”的做法不可取。

　　“上個月下達扶貧小額信貸的任務,要求我們村‘戶貸戶用’不得少于7個人,一個星期之內完成。”一位基層扶貧第一書記坦言,每次縣里下發這類考核指標,他就夜不能寐,連做夢都在想著完成任務指標,根本無心其他工作。“一聽到上級要來檢查,連著幾天夜以繼日地趕制文件和表格。”

　　部分基層扶貧辦負責人也表示,扶貧工作的考核指標有跑偏的傾向,造成任務指標化、工作運動式。“不管結果怎么樣,總之這個工作是做了,任務完成了,考核就有分數了。”該負責人說。

　　各地之所以出現指標扶貧的“歪風”,首先是當地扶貧工作主要負責同志缺乏擔當意識。在指標上下功夫,上級主管部門來督查,看指標完成得都不錯,對部分領導同志來說容易出成績。

　　其次,各地在沒有充分了解貧困戶需求的情況下去定獎補指標和貸款任務,讓工作規劃失去了科學性和精準性,“大水漫灌”助長了貧困戶“等靠要”的思想,無法有效地激發貧困戶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

　　一些基層干部呼吁,上級主管部門要改變扶貧考核的指標導向,防范利國利民的扶貧工作演變為“指標扶貧”。上級對于主管部門的考核要向實際成效傾斜,考核到扶貧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不看“療效”只看指標。

　　胡桂芳表示,扶貧考核指標要少一些形式主義,多一些從實際出發。“基層情況千差萬別,指標不能一刀切。”要充分發展本地的特色優勢產業,了解貧困戶的生產生活需求,因地制宜制定考核指標,讓指標真正用在貧困地區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上,用在激發貧困戶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上。

　　趙皖平建議,扶貧工作要有擔當意識而不是唯指標論,要摒棄運動式工作,防范官僚主義、新形式主義,多在幫助貧困戶脫貧增收上下功夫,制定科學合理的扶貧規劃,防止好政策到了基層淪為一筆爛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