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然而，在性規范上盛行男女雙重標準的男權制社會中，這個問題總是晦暗不清，維權道路兩敗俱傷。當很多人因為性騷擾而在花樣年華遭受最大“暴擊”時，卻還有“穿得騷所以引來擾”這樣的邏輯橫行。這個社會對于性騷擾的態度，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人類最正義和光明的一面，也照出最陰暗和猥瑣的一面。若有一天，對性騷擾的態度能成為文明社會的寫照，那一定是我們不再漠視惡、消費惡、寬恕惡的時候。

　　性騷擾背后的“惡欲”

　　性騷擾在20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興起后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也深刻影響了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但是，法律條款界定抽象、執法流程不完善、懲罰機制缺乏，往往造成性騷擾沒人管或管不到位的情況。加上保密措施不到位、社會道德審判擴大化，很多維權行為最終兩敗俱傷，施害者與受害者所付出的代價和承受的壓力，不可同日而語。

　　性騷擾有多嚴重?中國社會科學院曾對169名女性進行案例研究。在接受調查的對象中，有142人(84.02%)表示曾不同形式地遭受過性騷擾;107人(63.31%)表示遭受過2次以上的性騷擾;152人(89.97%)表示，知道周圍有其他人受到過性騷擾。

　　而這份20多年前的研究結論在今天看來依然適用：公共場所是女性最易于也最廣泛遭受性騷擾的場所，工作地點性騷擾在日漸突出，“三資”和私營、個體企業中性騷擾問題凸現;口頭性騷擾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粗言穢語公然橫行于市。

　　20多年來，社會在進步，性騷擾的方式和程度卻也在“進步”。今天的性騷擾不再只是流氓分子在陰暗角落里的偷偷摸摸，而有愈加公開和大膽的傾向。不久前，有媒體報道過所謂“頂族”群：他們看上去和常人一樣，出沒在人潮擁擠的地鐵、公交、商場等公共場所，通過故意“接觸”女性來獲得滿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擁有自己的社交圈，在QQ群、貼吧等社交平臺中，經常展示“成果”、交流“心得”。

　　難以想象，性騷擾究竟滿足了這些人怎樣的惡欲。說其為“惡”，因為這是典型的將自己的快樂強加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也是典型的權力關系中強者對弱者的欺凌。

　　眾多有關性騷擾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表明，權力關系中的脆弱性使女性更易受到性騷擾的傷害。性騷擾以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使男性支配的現實得以維持和復制。說白了，就是當男性感到權力地位受到挑戰和威脅，就會用“性騷擾”來反擊，從弱者的服從和隱忍中獲得補償和滿足。

　　說或不說都憋屈

　　為什么在面對性騷擾的時候，受害者會選擇服從和隱忍?答案遠比預想的要慘烈和悲傷。

　　不敢說——“與其在遭受性騷擾后維權，更擔心被指責為一個賣騷的蕩婦。”正如一位受害者說的那樣，這是很多女性所抱有的心態。盡管她們知道這種認知是幾千年男權制社會的毒瘤，但沒有人敢拿自己一生的名譽來冒險。

　　所以，為什么說做女人不容易：既要追求社會期待的性感和美麗形象，又要遵守公共場所中的潛在規則和通行“常識”。時時審查、處處忍耐，不斷拿捏“迷人”和“放蕩”的界限。若是一不小心“越了界”“發了騷”，那么遭受性騷擾也就成了咎由自取。

　　抓住這樣的痛點，性騷擾在職場上可謂“順風順水”。基于權力支配關系的性騷擾，讓很多為求向上流動并獲得權力機會的女性忍氣吞聲。“拒絕之后的‘穿小鞋’和打擊迫害，才是最可怕。”“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也害怕名譽受損。這種事情怎么解釋呢?即使你能解釋清楚，別人未必會理解，說出來就意味著不可能再被身邊的人尊重了。”

　　不會說——中國女性大多沒有接受過說“不”的訓練。以“公交車猥褻”為例，“不知道當身體權被侵犯后第一時間該怎么做，第一反應都是懵了，然后涌出來的羞恥感壓制了反抗。”一位受害者這樣說。

　　然而，“鴕鳥心態”并不能抵消所受的傷害。性騷擾猶如花樣年華里的最大暴擊，心底里留下來的是一輩子無法抹去的陰影。“我印象里第一次受傷是在5、6歲的時候，在媽媽的裁縫店里，有個男的坐在我旁邊，當時我不懂也不知道反抗。”受害者蘇女士說，“后來是單位同事，有時候口頭或微信上說一些露骨的話，我以為是開玩笑的也沒有在意，直到后來他有了實質行動，我才如夢初醒，應該一開始就表明態度和界限。”

　　說了沒用——“沒有確鑿證據，沒有最早的時機，一切都是扯淡。受害者的心理壓力很大，而且報警也不一定可以判刑。”這是受害者在網絡上尋求幫助時常常收到的答案。

　　現狀不必繼續成為現狀的可能

　　力量微薄，只能自愈。向風道出真相，前路依然漫長。性騷擾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人性的丑惡、猥瑣和懦弱，也應該照出更多光明、正義和勇氣。至少，我們不該視而不見，不能輕易寬恕。

　　比如，把說“不”列入未成年人必修課，從小建立對身體權不受侵犯的意識，樹立不怕不忍不羞愧的價值觀。建立特殊單位的社會保密申訴機制。讓尚不構成違法但危害性很大的行為有所制約，不會因為放任而演變成更厲害的侵害。

　　在相關法律對禁止性騷擾做出“概括性規定”的同時，還需要民法、勞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各部法律加以配合。或者在立法上進行相應的修改，或者通過司法實踐更新觀念，使性騷擾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無論是從個體的侵權行為、單位的勞動關系，還是從公法秩序的層面上都不被漠視。這樣，原則規定才具有可操作性，成為活的法律。

　　說到面對性騷擾的態度，不得不提一下深圳。深圳在全國率先進行地方性專門立法，將防止職場性騷擾作為性別平等機構的一項重要工作職能，也對救濟途徑和法律責任做了具體規定。“世上好看的小裙子，你盡管去穿!地鐵上的色狼，我們來抓!”深圳警察叔叔的態度，值得點贊。

　　今天輿論對性騷擾的熱度，讓我想起韓國電影《熔爐》。這部片子上映的時候，有輿論認為這是制片方在“消費絕望”，畢竟，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并不等于真實。在看到有關性騷擾的實名或匿名舉報時，也有大把的人抱著消費痛苦和絕望的心態，甚至有人以性騷擾為利器來戕害他人。

　　因為一種惡而放任另一種惡，這顯然不是合理的社會準則。正如社會學家李銀河所說，我們應當有這樣一種信念：一個合理的社會應當是其中每一個成員都受到最小的壓抑的社會，是其中每一個人都最大限度地獲得快樂和自我實現的社會。（作者 俞菀）

【糾錯】

責任編輯： 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