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獻協調員薛瑾在安慰捐獻者的家屬。受訪者供圖

　　半夜12點,電話突然響起,薛瑾立即從床上爬起來,開車到溫江一家醫院,一路小跑進重癥監護室,和家屬溝通協調,待家屬同意捐獻器官后,薛瑾松了一口氣,沒有休息時間,又立即聯系后續器官捐獻具體事宜,“器官等不起。”

　　一次器官捐獻成功完成,經常要經歷這樣的“突如其來”和“爭分奪秒”。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做了6年的器官捐獻協調員,隨時“說走就走”是她的工作常態。

　　在生和死之間搭起希望之橋,在死亡與生存之間“擺渡”——他們是“神秘”的器官捐獻協調員。我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過30萬人,面對家屬的“謾罵”不理解、公眾捐獻意識的薄弱,如何將“生命的禮物”延續下去?器官捐獻協調員隊伍如何壯大?記者進行了有關調查。

　　每次生命接力都是“與時間賽跑”

　　“捐獻的器官最好在半小時內摘取,不然會影響器官的性能,我們必須全力奔跑,讓生的希望得以延續。”薛瑾說,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我的手機24小時開機,隨時在準備著。”福建省衛計委福州總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楊昌城說,符合條件的供體一般都是因為顱腦外傷或腦血管疾病而腦死亡的病人。意外發生的不定時性、供體心臟停搏后獲取器官的時效性,決定了協調員必須24小時待命、說走就走,一忙起來就沒日沒夜。

　　面對患者悲傷的家屬時,楊昌城往往也在內心經歷掙扎:“他們已經那么難過了,我要不要去和他們交流,提器官捐獻這件事呢?所以,我們第一次和患者家屬交流的時候,盡量都不去談器官捐獻這件事,避免讓患者家屬難過。器官捐獻協調員在工作中,換位思考和人文關懷非常重要。”

　　“今年2月份,有一位患者已經腦死亡了,他是一位外地人在福建工作,家屬遇到這種突發情況,也是孤立無援。我們器官捐獻協調員前后一共6天時間,幫助他們聯系當地的各個部門,為患者家屬跑手續,協助他們處理工傷保險相關事宜,協助患者家屬維權,為患者家屬爭取愛心人士的幫助。慢慢地,患者家屬被打動了,覺得自己雖然遇到了這么大的打擊,但是社會上還有這么多人在關心他們,支持他們挺過難過,作為患者家屬也應該回報社會,讓逝者的生命通過造福他人得以延續,于是主動找到我們,要求捐獻患者器官。簽字的時候,家屬含淚簽署器官捐獻登記表,在場的紅會工作人員及協調員也浸濕了雙眸,場面非常感人。”楊昌城說。

　　51歲的劉麗偉是吉林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是2016年度全國9位優秀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

　　自從當了協調員,她從來沒有節假日的概念,不論在干什么,隨叫隨到。有一次半夜,劉麗偉正在發高燒,剛吃完退燒藥出了一身汗,電話響起,有人愿意捐獻器官,劉麗偉二話不說從被窩爬出來,趕往醫院工作；有一年她與愛人回老家探親,剛到不久,器官捐獻電話響起,她匆忙道別打道回府。“干了這個工作之后,我家里說出門旅游,我從來不參加,不敢走,隨時待命。”劉麗偉說。

　　據中國紅十字會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統計,至7月初,我國已累計完成逝世后捐獻1.8萬余例,捐獻器官5.1萬余個,志愿登記48萬余人。

　　這些數據背后,也凝聚著器官捐獻協調員的汗水與努力。“捐贈者家屬的理解,受捐患者獲得重生,生命的延續讓這份工作非常值得。”薛瑾說。

　　不被家屬理解、心理壓力大、職業缺乏前景

　　福州總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師、福州總醫院器官獲取組織負責人鄭凱告訴記者,2017年,福建全省完成人體器官捐獻34例,今年上半年完成了22例。目前,所有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都必須持證上崗,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十分辛苦,經常需要面對的是患者家屬的不理解甚至謾罵。

　　“想要完成一例器官捐獻不容易,一般而言,器官捐獻協調員接觸的10位潛在捐獻者中,最多只有1位最終完成了捐獻。而且,很多捐獻者從協調員第一次接觸到完成捐獻的時間跨度,都在一周以上,長的有幾個月甚至一兩年的。”鄭凱說。

　　對器官捐獻協調員來說,吃苦是必備的素質。今年4月,鄭凱所帶領團隊的器官捐獻協調員林欽就經歷了3天不眠不休的忙碌,在福州、廈門、漳州、泉州之間來回奔波,連續完成2例器官主動捐獻,3天只吃了3頓飯。

　　“我們的傳統觀念中,器官捐獻是不被理解的,一些不理解的患者家屬在我們第一次和他們交流的時候,都會破口大罵‘人都死了,你們還要摘他的器官,你安的是什么心嘛!’一些家屬甚至會推搡打罵器官捐獻協調員。這時候,我們只能是暫時回避這個話題,但會繼續為患者家屬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楊昌城說,就算患者及家屬無意進行器官捐獻,協調員也要將心比心,理解他們的心理,為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

　　當前,我國器官捐獻協調員總共僅有2200多名,與日益增加的器官移植手術需求相比,人才的匱乏相當明顯。

　　“器官捐獻協調員還缺乏完善的職業激勵機制,沒有不斷提升的標準和渠道,護士可以通過不斷努力考級成為高級護理師,器官捐獻協調員一直就只是協調員。”薛瑾說。

　　記者了解到,西部一家大型三甲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的數量從2012年10名下降到目前僅有的3名,人才流失也讓醫院很“頭疼”。

　　同時,家屬的不理解、社會的不認可、繁重的工作、隨時出差……心理壓力大也是這個群體的“通病”。

　　劉麗偉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面對器官捐獻者家屬時的場景,“我對著家屬宣讀器官捐獻的一些事項,剛一開口眼淚就嘩嘩地流出來了。那種悲痛又復雜的心情,真的很難受。”劉麗偉告訴記者,一方面,家屬面對親人去世時悲痛欲絕的心情感染著她,讓她的心情很沉重；另一方面,自己肩負著器官捐獻協調的重要使命,要保持冷靜客觀,還要用博愛的精神、奉獻的精神引導和感染家屬。所以很多時候,自己的真實情緒是被壓抑的,需要強大的內心才能承受。

　　有一次年冬天,劉麗偉完成一例器官捐獻的協調工作從醫院出來,已是半夜了,她獨自在路邊等車,又累又困,一直壓抑的心情終于有機會釋放,開始默默流淚,最后放聲大哭。“協調員也有自己的情緒,我們心理壓力真的很大,很多時候只能自我疏導。”劉麗偉說。

　　劉麗偉向記者介紹了她的工作流程:跟醫院共同確認見證捐獻者腦死亡,與家屬溝通協調、辦理相關捐獻手術,進手術室見證器官獲取全過程,手術結束以后組織醫護人員向捐獻者進行簡短的默哀儀式。協助家屬把捐獻者送到殯儀館,參與捐獻者的告別儀式,對家屬進行心理安慰。

　　完善職業發展機制,讓更多“生命禮物”延續

　　記者了解到,2010年3月啟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試點工作至今的8年來,我國公民逝世后捐獻的器官累計挽救了4.6萬余人生命。然而,在生死之間搭建橋梁,器官捐獻協調員隊伍的不斷壯大,還需要更多努力。

　　“現在很多基層醫院沒有專職器官捐獻協調員,不利于器官捐獻工作的推廣普及。”薛瑾建議,希望國家能夠完善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職業發展激勵機制,提升基層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待遇,吸引更多人從事這項有意義的工作。

　　長時期的勞累的壓力,劉麗偉的身體就亮起了紅燈。2016年8月,劉麗偉被查出患有甲狀腺癌。她告訴記者,在發病前半年自己就有點感覺,脖子總是酸溜溜的疼,但是一工作起來就顧不上,捐獻不能等。她先后在吉林省內和北京做了兩次手術,術后還堅持上班。在劉麗偉看來,器官捐獻協調員的隊伍需要不斷壯大,才能讓更多“生命的禮物”得到延續。

　　記者了解到,去年修訂的紅十字會法正式將參與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明確為紅十字會的法定職責,也從國家法律層確定了這是一項具有人道屬性、社會屬性的工作。

　　“平時,我們在各個醫院來回穿梭,大部分精力也是在向醫院的醫護人員和患者家屬做人體器官捐獻的科普、宣傳工作。這項工作其實很重要,相當于播下了一粒粒“種子”,讓人體器官捐獻這項崇高的事業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理解。”楊昌城說,通過各界努力,現在社會公眾對于人體器官的知曉度也越來越高,也越來越理解,越來越多的患者及家屬主動找到他們,要求進行器官捐獻,讓他們感到很欣慰。

　　2017年,全家人給劉麗偉過50歲生日,劉麗偉剛入席,器官捐獻電話響起,劉麗偉放下碗筷趕往醫院。全家人表示,“我們支持你,理解你,今天這個生日,不論多晚,我們都在這里等你。”

　　晚上10點,劉麗偉回到飯店,與家人一起過了一個生日,吉林大學第一醫院還派人給劉麗偉送來鮮花。“有家人支持,有社會認可,我就是再難、再累,我也認,因為我的工作事關人命,事關無數個家庭,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我一定會堅持到底。”劉麗偉說。

　　劉麗偉告訴記者,現在器官捐獻這項事業在社會上認知度在不斷提高,宣傳的更多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這項工作也越來越被認可,他們這份職業越來越有成就感。

　　在鄭凱看來,作為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最好具備一定的醫學教育背景和醫學實踐經驗。因為在接觸捐獻者的過程中,首先協調員要初步判斷,捐獻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獻條件,并且在和醫院、患者家屬溝通的過程中,也需要專業的醫學知識背景。

　　“未來希望能夠有更多有愛心、有責任心、有志做這項工作的人加入。”鄭凱說。（記者董小紅、陳弘毅、趙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