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強佝僂在輪椅里,令人窒息的劇烈長咳仿佛要將氣管打結吐出來,憤懣的目光穿透渾濁委屈的淚水,無聲地控訴著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帶來的傷害。

　　“我活不了多久了,可能到死也等不來一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賠償!”老人一語成讖,在受訪十余天后,他的老伴兒含淚給日本律師發去了信息:從此以后李國強再也不會給你們添麻煩啦,他今天帶著遺憾、受害者的痛苦、疾病的折磨離開了這個世界,讓我們全家痛苦欲絕……

　　日軍曾在我國大量研制化學武器用于侵華戰爭,投降前為掩蓋罪行大量掩埋或遺棄,造成東北、華中、華東和華南等多地平民受害。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約有2000名日遺化武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折磨讓他們痛不欲生,成為侵略戰爭的“活祭”,他們在和平年代承受的苦難,記錄著化武的恐怖和侵略的罪行。

　　遺毒

　　作為一名身體健康的醫生,李國強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會在38歲戛然而止,從此淪為一個只能依靠藥物度過殘生的病患。那是1987年10月的一天,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械廠的工人們在工地發現了一個鐵桶,當時在廠醫院任職的李國強與同事一起帶著儀器去檢驗,當打開桶后,一股刺鼻的氣味迅速彌漫開來,他當時并不知道,這就是侵華日軍遺留的芥子氣毒劑。

　　“我吸的比較多,因為當時拿著儀器站在最前面,中毒后呼吸道嚴重損傷,在醫院搶救了33天。”李國強不愿回憶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但這些傷痛總在深夜的噩夢中如影隨形,“一提起這些事,我就想哭,我挺好的一個家被化學武器生生地給毀了!”

　　李國強不是第一個被日遺化武傷害的平民。化學武器又被稱為“無聲殺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開始大規模使用,毒劑有氯氣、光氣、芥子氣等多達40余種,有數據顯示傷亡人數約130萬,占戰爭傷亡總人數的4.6%。

　　雖然日本早在1925年就與美國、德國等37個國家簽署了日內瓦國際公約,明確“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但背地里卻一直秘密干著骯臟勾當——在中國大量研制化學武器并用于侵華戰爭。

　　“二戰后期,侵華日軍將大量毒劑桶掩埋或遺棄,有的干脆直接投入了江橋附近的松花江中。”長期關注侵華日軍遺留化武問題的歷史學者曹志勃告訴記者,化武在東北的荼毒尤甚。

　　早在1950年,原黑龍江省第一師范學校施工時,就從地下挖出2個毒劑罐,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傷；1974年,在松花江佳木斯段疏通航道的李臣和工友們在卡住的抽泥泵中發現已經泄漏的日遺炮彈,造成多人傷亡；1976年,齊齊哈爾市拜泉縣農民張巖在犁地時發現日遺化武炮彈,破損后沾染毒劑；1982年,在牡丹江市光華街施工的仲江和工友挖破一個日遺毒劑桶,毒劑濺到面部和身上造成嚴重損傷；2007年,吉林敦化9歲的小學生浩浩與小伙伴在河邊洗澡時,接觸日遺化學炮彈中毒……

　　“江浙一帶也經常可見一些深受侵華日軍生化武器荼毒的受害者,老家的村里就有不少,他們一生飽受病痛折磨。”捐助成立“侵華日軍細菌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的浙江企業家王鑫岳說。

　　在這些化武事件中,齊齊哈爾“8·4毒氣事件”影響最為深遠,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毒人數最多、危害最嚴重的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毒傷我國平民事件。

　　2003年8月4日凌晨4點,齊齊哈爾市北疆花園小區建筑工地施工作業時,在地下深約2米處挖出了5個已經生銹的金屬桶,其中一個桶壁被挖破損,隨后幾個小時內,這些侵華日軍遺留的芥子氣毒劑桶,被不明真相的民工當作廢品進行了切割處理,毒劑沾染的泥土也被運到各處,造成44名接觸者中毒,其中一名特重傷員李貴珍死亡,其余43名受害者雖經專業治療后陸續出院,但這卻僅僅是他們人生噩夢的開始。

　　活著

　　當時只有22歲的王成回憶說,他與李貴珍在廢品站一起用鋸割開了毒劑桶,不久后開始嘔吐、呼吸困難,身上出現大面積雞蛋大小的黃色水泡,潰爛流膿后出現類似燒傷癥狀。

　　“桶里有像油一樣的東西,散發著類似大蒜、爛洋蔥的嗆人味道,被我倆倒進了廢品站附近的水溝。”王成并不知道自己打開的“潘多拉魔盒”有多么危險。作為重癥傷患,王成等人被送往解放軍第203醫院救治103天后出院。雖然10多年來經歷了植皮等多次手術,但他結痂的傷處仍時有瘙癢潰爛,腳踝部的肌肉無法再生。

　　“看到的傷疤不算啥,眼睛、呼吸道、肝腎、心臟、神經和免疫系統都有中毒后遺癥,真是生不如死,每天吃藥就吃飽了。”王成說。

　　60歲的受害者徐志夫當年在齊齊哈爾市一家化工廠當保安,曾負責臨時搬運、看管這些從工地上挖出的毒劑桶,腿和手都不小心接觸到了毒劑。

　　“后半夜身上疼開始起黃泡,那黃泡里的水撓破后蹭到哪兒,哪就起泡再破,醫院里每天換藥跟殺豬似的。”雖然時隔多年,徐志夫回憶起在醫院剜掉爛肉、換藥時此起彼伏的嚎叫聲,仍不寒而栗。他說,中毒后陰囊腫得像氣球,出院后怕見強光、記憶力差、總感冒發燒,牙齒沒幾年也掉得只剩幾顆。

　　在與記者交談的10多分鐘內,徐志夫去了6次廁所,采訪被迫中斷。他家的衣柜,擺滿了成人紙尿褲,因為中毒后腎損傷留下了尿頻這個后遺癥。

　　據當年參與救治的防化專家介紹,芥子氣是糜爛性毒劑的典型代表,純品為油狀液體,受害者出院時已經臨床治愈,但一些中毒后遺癥將伴隨終生。

　　“每年開春和入秋要住兩次院,一年動不動就是幾千塊,這兩年不敢住了,就是買點藥硬挺著。”“8·4毒氣事件”受害者楊樹茂因購買被污染的工地土墊院落中毒,他說,過去上百斤的麻袋扛起就走,賣炒瓜子年純利潤10多萬元,中毒后身體每況愈下,拎上幾十斤都費勁,喪失勞動能力后不僅花光了積蓄還借了不少外債。

　　在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鐵路旁的一座低矮平房里,記者見到了當年只有8歲的最小受害者明明,她在鄰居家土堆上玩耍時,把小腳丫埋在了被毒劑污染的土里接觸中毒。如今已成年的明明只有80多斤,瘦得皮包骨頭。她說,由于神經受損記憶力嚴重減退、免疫力太差總生病,后期只能輟學在家,母女倆如今僅靠母親一千多元的微薄退休工資生活,每年還要面臨高額的醫療費用。

　　傷逝

　　“生不如死”——這是“8·4毒氣事件”受害者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但是,他們對生的渴望又是那么強烈,因為大家都在等待來自日本政府真正的反思和悔罪。

　　“我們是那段侵略歷史的鐵證和活證,只有活著才能讓同胞們更深刻地看到民族歷史上最痛的傷疤,警醒世人銘記歷史、珍惜和平。”“8·4毒氣事件”受害者牛海英等人曾多次到日本提起民間訴訟,但敗訴了,日本政府拒絕賠償。

　　在李國強郁疾而逝前的十幾天,日本律師南典男又一次來到了中國,聯合中國民間志愿組織,為日遺化武受害者提供免費體檢。從1992年起,這位中日民間友好人士就開始關注受害者,并幫助他們在日進行訴訟。

　　在齊齊哈爾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體檢區,幾十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化武受害者正在體檢。候診室內,輪椅上的李國強與南典男進行了一次最后的人生對話,“我在最寶貴的年華失去了可愛的工作,每天活在病痛折磨中,我甚至不敢提當年的往事,一說起來心臟就受不了……如今就是在等待死亡,我臨死前還能等來日本政府的反思和真心道歉嗎?”李國強劇烈的咳嗽和急促地喘息讓這次對話被迫中斷。

　　實際上,化學武器的受害者不僅是中國平民,日本平民也未能幸免。日本的大久野島如今綠樹叢生、風光旖旎,這里曾是一個在日本地圖上“消失”的島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在這里秘密進行著毒氣研究、生產,并用于侵略戰爭。“這里生產的毒氣足可以毒死全人類。”有學者研究發現,一直到1945年戰敗投降,這里的工廠共生產了6500噸毒氣,包括芥子氣、路易氏氣等。

　　在日本TBS電視臺的特別節目中,91歲的藤本安馬十幾歲被騙上島,制造毒氣的后遺癥是長達一生的病痛——慢性支氣管炎、胃癌。在TBS的鏡頭里,他一副嚴肅鄭重的神情,“我必須吃飯,然后活下去”,“我要是死了,就沒人為毒氣的事來作證了”,說完又吞下一大把藥片。

　　每年的4月29日,是世界化學戰受害者紀念日。就在第十三個紀念日來臨前,“8·4毒氣事件”受害者高占義給記者打來了電話,“受害者微信群里說老徐住院了,聽說狀態不太好,不知道他還能不能挺到希望到來的那一天。”（記者 鄒大鵬、楊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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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聶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