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客們沒有耐心進行統計分析——他們發現指責別人更容易，指責中國更容易

　　一年多前，在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就職典禮上，他宣稱，“保護主義將帶來巨大的繁榮和富強”。特朗普一直認為美國勞工階層被擠壓，中國要對此負責任。依據就是，美中兩國間的貿易逆差。

　　然而，這個論點有嚴重缺陷。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比例已連續65年呈下降趨勢，從1953年的32%降至2017年的8.5%。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這一比例已降至12%。從長期看，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變化，反映的是技術變革的強大影響和供應鏈的日益全球化。

　　2017年，在美國近8000億美元的全球貿易逆差中，（按美國官方數據）有47%來自中國。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同世界貿易組織的最新數據表明，這種雙邊貿易失衡中至少有40%來自于供應鏈效應，即零部件在中國以外地區生產，但在中國國內完成組裝。這意味著，考慮到中國實際生產的附加值，美中貿易赤字占美國全球貿易赤字比例應由47%降至28%左右。

　　這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遠低于特朗普總統和美國商務部的官方數據。雖然國際專業人士對此進行了解釋，但這種觀點在政治舞臺上并不被正視。美國政客們沒有耐心進行統計分析——他們發現指責別人更容易，指責中國更容易。

　　特朗普政府對糾正美中貿易逆差的執念還存在著更嚴重的缺陷。2017年，美國與全球102個國家的商品貿易存在逆差，這反映了美國國內儲蓄的嚴重不足——2017年美國凈儲蓄率僅為1.8%，不到20世紀最后30年平均水平6.3%的1/3。由于缺乏國內儲蓄以及仍需要消費和增長，美國必須從國外進口剩余儲蓄，并通過大額經常項目和多邊貿易逆差來吸引外國資本。

　　這就引出了美國發起貿易戰的一個巨大諷刺：在沒有解決低儲蓄根本原因的情況下，指責中國，就像擠水球一樣，只不過是把水從一端擠到另一端。結果將是，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被重新分配給其他成本更高的外國生產商。對于特朗普一直想要維護的中產階層而言，這會產生跟增加稅收一樣的效果。

　　近期美國啟動的稅改計劃意味著未來10年減稅1.5萬億美元，加之美國國會為了防止政府關門而批準增加3000億美元預算開支，將只會使美國國內儲蓄和財政赤字的壓力進一步加劇。在這種背景下，保護主義政策將對美國已經十分嚴峻的外部融資需求構成更加嚴重的威脅——給美國利率、美元匯率帶來壓力。

　　貿易戰中沒有贏家。為了避免這樣的結局，我有三點建議：

　　一是鞏固交流對話平臺，確保兩國溝通順暢。現在美中兩國有很多對話機制和渠道，比如，元首會晤、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美商貿聯委會等。如果常設一個秘書處，由兩國高級別專家組成，來處理復雜而不斷面臨挑戰的美中關系，將產生良好成效。

　　二是高度重視并推動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對于美國的跨國公司來說，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正在迅速擴大，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投資活動也是如此。

　　三是解決棘手的技術轉讓問題，這也是知識產權爭端的實質。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對一些行為做出重要區分，明確通過商業談判組建的合資企業內部以及合作伙伴之間的共享，與盜竊、強制轉讓和網絡黑客是不同的。在當今這個以知識為基礎的世界里，這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上世紀30年代，保護主義關稅和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大蕭條，破壞了國際秩序。可悲的是，這個現代歷史上最慘痛的教訓之一目前正面臨被視而不見的危險。

　　（作者史蒂芬·羅奇是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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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