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9月8日電（張建松 黃安琪 殷志敏）記者7日從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獲悉，中國最后一位全程參與東京大審判者、上海海事大學教授高文彬先生于7日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98歲。
高文彬出生于1922年12月，1945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學院，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翻譯家、歷史學者。他曾說：“我這一生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二戰后參加東京審判。”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說：“高老這一生，經歷了別人難以想象的坎坷。但他依然熱愛生活、熱愛事業，擁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和人格魅力。他全程參與東京審判并揪出了日本‘百人斬’的元兇，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做出重要貢獻。”
1941年9月，高文彬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進行系統的英美法和中國法學習，于1945年獲法學學士學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高文彬曾回憶說：“那時，大家一起分享抗戰勝利后的喜悅。那段時間是我最開心、最激動的一段，感覺日本侵略者終于惡有惡報了。”
1945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正式組建，向哲濬任中國檢察官。東京審判適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語言也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中方需要繼續增派相關專業人員。
當時，東吳大學是國內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課程的學校，高文彬的老師、上海著名律師劉世芳把滿懷熱情且英文極好的高文彬推薦給向哲濬。經過測試，高文彬等五位翻譯被錄用。就這樣，高文彬成為參與東京審判的17位中國代表中的一員。
1946年5月至9月期間，高文彬擔任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官辦公室翻譯。翻譯工作結束后，高文彬因表現出色，被向哲濬留下任秘書，繼續參加中國檢察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中國檢察組的工作全部結束。
擔任秘書時，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譯、核對庭審記錄，負責國際檢察局和中國檢察組的聯絡和往來文件處理等。由于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他通宵達旦完成了各項任務。
東京審判歷時924天，因其案情龐大復雜、證人證據之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在中方代表參與的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接著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任務，甚至說服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
根據東京審判適用的英美法程序，對于任何疑犯均無罪推定，必須由檢察方提出充分證據，由法官認定后進行定罪量刑。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時間有組織地銷毀了大量證據，而國民政府當局對東京審判的前期準備工作不足，未能系統搜集證據和證人，對證據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國檢察組肩上。中國檢察組的每一個人都會抽出時間去查找能夠對審判有幫助的證據材料。
高文彬在翻看檔案材料時，發現了一份讓人震驚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中發現了標題為《百人斬超記錄》的報道。文中寫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個少尉在從上海進攻南京途中，約定以先殺滿100個中國人者為勝，因一人斬了105個，一人斬了106人，決定重新開始150人競爭，報道配圖就是南京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實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時，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說，“作為中國人，唯一的想法就是按法律將他們處決。”
根據這一發現，中國檢察團隊很快搜集到了《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等多家報紙的大量同題報道。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被當時的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揚。《東京日日新聞》更對其持續關注，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確切，同時還配發了照片，成為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鐵證。
高文彬隨即把報紙復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國檢察組辦公室，另兩份轉寄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時任庭長的石美瑜收到資料后馬上呈報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通過盟軍將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緝拿歸案并押送南京軍事法庭受審。盡管他們對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賴，但在確鑿的證據前，終于受到了正義的審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臺刑場被執行槍決。
如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懸掛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為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提供了重要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