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姓資姓社”之爭，1990年代“特區不特”的政策之憂，2000年代“被誰拋棄”的瓶頸之惑，2010年代“難以為繼”的資源之慮等，一次次把深圳卷入輿論漩渦

　　◇深圳如何在“有形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答案或許隱藏在以下幾個關鍵詞中：求新的風氣、苦干的精神、寬容的氛圍、公平的環境

　　◇“如果說1979年中央50號文件給廣東和深圳帶來了40年的快速發展，那么2019年出臺的這兩個文件，將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經濟特區今后40年高質量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走進深圳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首先傳來的是一陣隆隆炮聲，它來自于改革開放之初蛇口工業區“開山炮”的一段歷史視頻。

　　40年來，深圳從一個貧窮落后的邊陲小城崛起成為一座1300多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史上的奇跡。

　　2015年出版的一期英國《經濟學人》曾這樣評價：全世界現有大約4300個經濟特區，最突出的莫過于中國香港附近的那一個，它建立于1980年、被稱為“深圳奇跡”。

　　不解放思想不能準確認識時代，不實事求是不能及時趕上時代，不埋頭苦干不能沖刺引領時代。深圳經濟特區的昨天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時下，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深圳，在時代大潮中積極應變、主動求變。

　　諸多受訪干部、企業家和學者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不惑之年的深圳經濟特區應當堅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和踐行高質量發展，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先行示范區建設“雙區驅動”重要機遇，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城市范例，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創造新的奇跡。

　　驚濤中破浪前行

　　“成功的花，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深圳經濟特區的40年歷程并非一路坦途，而是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爬坡過坎，呈現波浪式前行的躍升特征。

　　1980年代“姓資姓社”之爭，1990年代“特區不特”的政策之憂，2000年代“被誰拋棄”的瓶頸之惑，2010年代“難以為繼”的資源之慮等，一次次把深圳卷入輿論漩渦。

　　在一系列波折、爭議和挑戰中，深圳特區知重負重，勇毅前行，實現了從“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創造”的轉身，創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圳速度”和“深圳質量”，成為共和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城鄉面貌變化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

　　經濟特區誕生伊始，關于深圳的爭論就如影隨形。“在深圳這塊土地上，除了五星紅旗是紅的，其他一切都是‘黃’的”“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變成解放前”……70多歲的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部原總經理梁憲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特區遭到的非議時說，當時有人甚至罵深圳已經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試驗場”。

　　自詡為“拓荒牛”的特區創始者們在爭議和謾罵中篤定前行。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三來一補”加工制造業，參與國際分工，逐步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市場體系，1981～1984年深圳每年的地區生產總值一直維持50%以上的超高增速。

　　關于特區“姓社姓資”的爭論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才逐漸平息。與此同時，隨著國家對外開放力度的逐步加大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特區優惠政策時代逐漸落幕。面對“特區不特”的沖擊，深圳在上世紀90年代緊跟全球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浪潮，主動轉移“三來一補”加工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從1991年的22.86億元增長到1998年的655.18億元，年均增速超過60%，產業層次不斷提升、產業結構更加多元。

　　2002年11月16日，長達1.8萬字的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如一枚“深水炸彈”，引爆了中國互聯網，其影響迅速從網上波及民間。隨后的深圳又面臨更多“成長的煩惱”，遭遇了土地空間、生態環境、能源資源、人口等“四個難以為繼”，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深圳GDP增速（11%）跌至接近個位數。

　　面對內憂外患，深圳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發展趨勢，推動形成由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軍工及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等五大未來產業構成的新興產業體系，逐漸形成“三個為主”的產業結構：經濟增量以新興產業為主，新興產業對GDP增長貢獻率提高至53%左右；工業以先進制造業為主，先進制造業占工業比重超過75%；三產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提高至70%以上。

　　“對深圳經濟特區而言，應變求變和改革創新已經成為常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說，這種持續不斷的調整和應變體現了深圳獨有的活力和前進的動能，也說明“深圳奇跡”是靠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創造出來的。

　　經過40年奮斗，深圳GDP從1979年的1.96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2.69萬億元，增長了近1.4萬倍；常住人口從建市時的31.4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9萬人；擁有華為、招商、平安、騰訊、萬科、正威、恒大、深投控8家世界500強企業；人均GDP從1979年的606元增長到2019年的20.3萬元……

　　“回頭看這一切，整個人類經濟發展史沒有任何一個階段、任何一個國家有過這么輝煌的成就，經歷過這么波瀾壯闊的發展史，我們國家因為特區破冰、改革開放而迎來非常輝煌的前途。”梁憲說。

　　追夢時創新實干

　　有人說，深圳的騰飛得益于“天時”，撞上了改革開放的窗口契機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有人說，深圳的騰飛得益于“地利”，擁有毗鄰香港的獨特地緣優勢以及市場、空間和成本優勢……然而，這些曾經的優勢隨著改革開放浪潮卷席全國而逐漸消逝，深圳如何在“有形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答案或許隱藏在以下幾個關鍵詞中。

　　——求新的風氣。

　　40年來，千萬心懷夢想、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來到特區，讓深圳成為極富創造力的新興城市。

　　如雨后春筍般誕生的一批批知名創新企業是這種風氣最好的證明。從早期任正非、侯為貴、王石、馬蔚華、馬明哲、王傳福到中生代馬化騰、汪滔、王衛，再到新生代劉若鵬、劉自鴻、劉培超等，幾乎都書寫過“敢于冒險、崇尚創新、追求成功”的創新創業故事。

　　“深圳沒有礦產、沒有特權經營，每個企業都是平等的，大家平起平坐，要比別人發展快，就要有好的點子、好的產品，就要做出別人做不出來的東西。”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說，深圳企業家多有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倒逼企業變革創新、打造團隊，不斷研發新的技術和產品。

　　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把自主創新作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不斷破除影響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說，上世紀90年代深圳開始搞高科技，一開始有人覺得是笑話，但通過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要素市場和投融資制度等相關方面的改革，激發科技人員和企業家的創新活力，建立完善的產業鏈和創新生態鏈，“笑話成了神話”。

　　——苦干的精神。

　　2019年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實現注冊企業增加值2566.35億元，相當于用不到十年時間超過了深圳特區最早20年的經濟總量，而僅有18平方公里的前海還不到深圳總面積的百分之一。在這塊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的土地上，前海人節約苦干，前海管理局綜合辦公樓就是用333個退役集裝箱就地搭配組裝而成的。

　　到深圳調研的不少專家感慨，之前只知道深圳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但事實上腳踏實地埋頭苦干更為重要。“有的地方講究‘嘆世界’，也就是享受生活，但深圳似乎總在不停‘干干干’，特區奇跡不是喊出來而是干出來的。”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陳鴻宇說。

　　——寬容的氛圍。

　　人才是第一資源。“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向失敗取經”“向失敗致敬”……“容錯”“容異”使得基礎薄弱、人才稀缺的深圳，擁有吸附人才的強勁“磁場”。

　　深圳經濟特區1980年建立之時，全市只有一名拖拉機維修員和一名獸醫共兩名技術員。40年后，深圳科技大軍人數超過200萬，高層次人才總數超過1.6萬人，留學回國人數超過14萬人，全職院士46人。

　　深圳市人才研修院院長陳明告訴記者，“來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因你而精彩”“深愛人才圳等你來”這三句不同時期的口號，背后折射出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對外來者的包容與厚待。

　　——公平的環境。

　　2020年，海口市政協委員袁慧鷹關于深圳營商環境的故事一度刷屏。上午剛注冊完一個公司，下午就接到了深圳招商局的電話，提醒有政府補貼可以申請；公司要選辦公場地，政府工作人員帶著她考察寫字樓、介紹優惠政策；得知公司想要上市，招商部門馬上邀請去深交所的創業板上市……這讓袁慧鷹感嘆：“深圳政府服務企業的意識深入骨髓。”

　　不少受訪企業家認為，平等、高效的政務環境和法治環境是深圳的突出優勢。與很多地方相比，深圳較少有“人情社會”“圈子文化”的羈絆，政府職能部門和司法機關擁有較強的契約意識、規則意識和服務意識，說是中國營商環境最好的城市之一絲毫不為過。

　　“深圳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的服務意識強、專業素養高、創新力度大。”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安全總監劉大海告訴記者，公司此前也遭遇過侵權事件，當地檢察機關為企業提供了有針對性的服務，而且在證據收集、法律評估方面有很多創新探索，這對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很有幫助。

　　新征程勇當尖兵

　　繼2019年2月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當年8月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提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

　　有專家認為，這兩個文件出臺的戰略意義，不亞于1979年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試辦特區的“中央50號文件”，將對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特區未來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1979年中央50號文件給廣東和深圳帶來了40年的快速發展，那么2019年出臺的這兩個文件，將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經濟特區今后40年高質量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深圳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鐘堅告訴記者，前者是要從面上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全球最高端，而后者則是要從點上把深圳建設成為全球最高端。

　　四十不惑。在外部環境風險增多、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深圳經濟特區如何才能不辱使命？

　　受訪者普遍認為，深圳未來的路能走多遠，取決于自身的短板能補多好、長板能鍛多強。

　　一是提高原創水平。

　　知識、文化和高素質人才將是深圳未來發展的主要資源和主要支撐。2020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顯示，深圳部分關鍵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解決“卡脖子”問題更加迫切。為此，深圳正著力從各方面加強原始創新與產業應用，支持高效構建新型學科體系。如2012年創建的南科大已設置7個學院、25個系（院）、31個本科專業，化學、材料科學、工程學進入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全球排名前1%。

　　“40年前，沒什么人能想象到深圳今天會如此輝煌；40年后，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很可能會矗立在深圳。”鐘堅說，只有加快教育、科學、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才能吸收更多高層次人才，才能進一步增強深圳發展的后勁，建設現代化國際性創新型城市和全球標桿城市才有重要支撐。

　　二是提高市場化水平。

　　深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也是國內市場經濟建設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但以“全球標桿城市”來衡量，深圳營商環境還有差距，與國際通行規則銜接還需加強。專家建議，深圳未來可在產權保護地方立法、制定“最短負面清單”、探索建設“自貿港”、打破行業壟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著力。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副局長王錦俠說，真正的國際化城市需要實現資本、技術、人才、市場的全面融合，要成為在全球層面上配置資源的一流城市，深圳需要堅持全面擴大開放，積極營造國際化營商環境，繼續“走出去引進來”提升市場競爭力和影響力。

　　三是加快提高管理水平。

　　深圳市政府有關負責人在今年深圳兩會期間坦言，深圳“大城市病”治理還面臨不少難題，城市管理還不夠精細，違建整治任務較重，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部分受訪專家也提出，與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國際“同行”對標，深圳在城市管理水平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如東京灣高鐵城際的無縫銜接管理方式就值得深圳借鑒。

　　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陳文說，深圳需要繼續向世界先進城市學習，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現代化水平、城市依法治理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特別是要在城市和社會管理方面做到放得開、管得住，爭做中國現代城市示范和城市文明典范。

　　四是提高民生水平。

　　作為中國最年輕的大城市，深圳民生保障還有不少短板。基礎教育資源供需矛盾仍然突出，普通高中學位仍有缺口，優質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社會辦學、辦醫的水平有待提高。隨著城市人口的持續增加，“看病難”“入學難”“住房難”等問題的壓力會越發突出。

　　受訪專家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意味著深圳不能僅是“單項冠軍”，而必須是“多項全能”。深圳未來需著力解決好教育、醫療、住房、社會福利等民生問題，讓市民享受改革發展成果，力爭做民生幸福城市標桿。

　　新時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當尖兵。深圳正朝著建設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的目標，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奮力邁步前行。（記者 葉前?孫飛?詹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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