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室郝方甲：大世界里的小記者
沒有不想打勝仗的士兵，也沒有不想影響世界的記者。
大家好，我是新華社的郝方甲，我當記者十年了。
十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記者，究竟有沒有能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大家認識這個東西嗎？這是一顆催淚彈的彈殼，它來自耶路撒冷。
四年前的現在，我正在耶路撒冷駐外。在那里，我度過了很糟糕的一天。
那天，我正在一個難民營的沖突現場，沖突雙方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軍隊。?
那場沖突對耶路撒冷來說只是一場家常便飯：巴勒斯坦人喊口號、扔石塊，自制火炮滿天飛；為了驅散他們，以色列士兵不停地發射催淚彈，我手里這顆就是其中之一。他們還用水龍向人群噴灑一種散發著惡臭的水，那種水沒有殺傷力，只是沾在身上之后，很難洗掉，會連續臭好多天。
在那股惡臭和催淚彈特有的酸味中，我被熏得淚流滿面，用圍巾捂著鼻子，跌跌撞撞的，跟著人群一起跑。很狼狽。
去沖突不斷的耶路撒冷駐外，是我自己主動爭取的。在去那兒之前，我曾經是一個和平完美主義者，在很多年里一廂情愿地想象，動亂地區的人民像盲人盼光明一樣渴望和平，和平推動者更會是嘔心瀝血、只爭朝夕。
一句話：不和平，毋寧死。
我當時認為，身為一個記者，如果有機會參與這樣歷史過程，才是無愧于這個職業的選擇。
而戰地的現狀是什么樣呢？
某天的下午四點，我采訪完巴勒斯坦的首席談判代表，看到所有工作人員都在一邊談笑一邊收拾公文包。他們說我這個采訪結束就可以下班了。
我很驚訝：這么早就下班了？
有個工作人員笑著朝我擠了一下眼睛，“我可以向你保證，女士，巴以和平今晚不會實現的?！?/p>
還有，就在這邊沖突頻發一片狼藉的同時，那邊幾十公里外的展覽中心就在召開地區最大的國際武器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衣冠楚楚地坐在一起，研究最新型的武器。你看，在這同一個地方，同一分鐘里，有人正在討論如何更有效率地殺人，而有人正倒在槍口下。
我在難民營里一邊哭一邊跑，跑了不知多久，我發現臉上的眼淚已經不是被催淚彈熏出來的了，它們變成真的眼淚了。那一刻我心里對這個世界特別失望。各種領域的技術越來越發達，各種事情都在變得越來越高效，但受苦的人仍然在受苦，世界沒有變得越來越好。
最曠日持久的戰爭，最深重的苦難，我，一名記者，在現場，看到了，聽到了，聞到了，報道出去了，然后呢？
那是我當記者以來，感到最無力的一天。在耶路撒冷兩年半，這份無力感始終伴隨著我。記者，究竟有沒有能力讓世界變得更好？回到國內，我仍然在努力尋找這個問題答案，尋找身為一名記者改變世界的途徑。
駐外期間，我目睹了很多場沖突，看見過很多流血的場景。每一次我都在心里叮囑自己：要小心，不要受傷，不要流血，因為我的血和大多數人不一樣。
Rh陰性血，可能有人聽說這個血型。這是一種稀有血型，因為特別稀有，這種血也被稱為“熊貓血”，在黃種人里大約有千分之三。
就像我這樣，熊貓血健康的時候和常人沒什么不一樣，然而一旦需要輸血，醫院或血站往往沒有足夠的備血，常會陷入“找血無門”的絕境。
有沒有人在微博微信里看到甚至轉發過“熊貓血求助”的信息？你知不知道，他們最后得救了嗎？他們在哪里找到的血？熊貓血一旦需要輸血，就只能聽天由命嗎？
我決定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為了全中國四百萬熊貓，也是為自己。
采訪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了一個不太出名的民間組織，叫作“中國稀有血型聯盟”。有三萬“熊貓”，他們組織在一起，自愿作全中國四百萬“熊貓”待命的血庫。這些“熊貓”在其他“熊貓”緊急求助時，隨叫隨到，無償獻血，十幾年里救了數千條命。
他們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呢？前一秒還在上班上學，下一秒接到救援電話拔腿就走。
他們去獻血救人，我就跟著。我問，救陌生人，為什么也這么拼？
他們說，因為命不等人。只有當別人需要的時候，我盡了全力，那么將來當我需要的時候，就一定會有人盡全力救我。
他們把這個稱作“熊貓法則”。不要小看這句話，這條熊貓法則和三萬熊貓的熱血，為四百萬人織了一張生命的安全網。
我報道了這個民間組織。一周之后，麻煩來了。稀有血型聯盟的負責人告訴我，報道發出之后，他們出名了，但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各地求助量劇增！特別是北京，大醫院多，用血量大，北京志愿者已經不夠用了。志愿者從全國各地往北京趕，開汽車來，坐飛機來，坐火車來，有的人家里條件不寬裕，居然是買站票一路站過來的。但是，他說，血都找到了，每一個人都找夠了。
深夜，我又接到電話，有個得了白血病的內蒙古熊貓血小伙子在北京治病，找不到血危在旦夕，你可不可以來？
能救一條命，我怎么會說不呢？
獻了血，有朋友開玩笑說，你本該在戰地流的血沒有流，回國以這種方式流了，看來記者真是個流汗流淚又流血的行業。
但我心里特別滿足，這一次，我依然離改變世界十萬八千里，但我覺得自己似乎加入到讓世界變好的隊伍中了。
這就夠了。改變世界，就像熊貓救人一樣，無數微小的光芒聚在一起，就是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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