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部屈婷：一個“點”的煩惱，一個“點”的溫暖

圖為記者工作現(xiàn)場

　　　　那是2016年1月。阿卜來提，一個29歲的維吾爾青年，站在北京農(nóng)行的柜臺前，又一次沒取出錢來。原因僅僅是：他的名字中有個“點”。

　　　　大家都喊他阿布，但其實人家還有姓，叫如則托合提。這個“點”，就在他的姓和名之間。在常見的輸入法里，這個“點”有這樣4種輸入格式。

　　　　哪一種是正確的呢？以前的答案是不知道。我們的銀行、公安、民航、鐵路等公共服務系統(tǒng)是從1993年開始信息化的，但是對這個“點”，一直沒有統(tǒng)一的輸入規(guī)范。

　　　　20多年了，這個看似很小的“疏忽”，卻給1500多萬少數(shù)民族同胞的生活帶來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

　　　　舉個例子，我有一個朋友，她在“朋友圈”里這樣寫：“你能想到嗎，我在上海的大雪紛飛里，打車去火車站買票。我也用不了微信錢包、支付寶，不能網(wǎng)購、海淘……感覺自己像一個‘孤島’。”

　　　　當時正是春節(jié)。我身邊所有人都在搶紅包，淘年貨、買車票、全球購……誰能想到，我的同齡人卻在以包郵著稱的上海，享受不到線上生活的便利，僅僅因為，她的名字中也有一個“點”。

　　　　一個“點”的煩惱雖小，但當它進入1500多萬少數(shù)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時，它就成了一個事關民族和諧的大問題。

　　　　特稿的力量

　　　　民族問題，是海外涉華輿論關注的熱點，也是中國新聞對外報道的主要課題之一，既重要又敏感。而我們的報道，卻要寫“問題”。怎么才能寫好？

　　　　我請教特稿社的前輩，她說：“把故事寫下來就有力量。”

　　　　新疆分社記者阿依努爾也深受一“點”的困擾。在她的幫助下，我見到了阿布，陪他經(jīng)歷了開頭那一幕。原來，那張取不出錢的卡也是“點”寫錯了，從此阿布就成了農(nóng)行系統(tǒng)里的“黑戶”。

　　　　還有一個采訪對象，叫穆拉提，才20歲，卻跟我說自己跟“點”耗了大半輩子了。我覺得有點好笑：你才多大啊。后來才知道，他是四個民族的混血兒，從小到大就被填各種各樣的表格。而這個“點”從句號、逗號到方塊，從上面、中間到下面，他真的為了這個“點”焦頭爛額了大半輩子！

　　　　調查中我發(fā)現(xiàn)：“點” 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并不難解決。但是，“點”背后的民生問題卻值得反思。

　　　　中國在十二五期間，援疆的總資金高達650億元，更不用說醫(yī)療、旅游、干部援疆等種種舉措。

　　　　但是，這樣一個民族大禮包，卻因為一個“點”的疏忽，讓群眾的感受打了折扣。這是很可惜的。

　　　　中英文特稿《一個“點”的煩惱》講出了這些故事。刊發(fā)后，很多漢族讀者、外國人感到非常驚訝。我們的報道“刷屏”了，支付寶官方很快有了回應，說“工程師正在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英文報道也在推特上取得了很高的閱讀量 。

　　　　我想，永遠關注新聞事件中的“人”，這就是特稿的魅力，也是我們敢于寫出所謂的“問題報道”的底氣。

　　　　“點”進了國家政策

　　　　“點”的故事沒有完結。“兩會”期間，我注意到政協(xié)常委葛劍雄，曾在去年提交過一份“社情民意”，反映的正是少數(shù)民族姓名的問題。不過，人稱“大炮”的他早已公開宣布謝絕一切采訪。

　　　　我和同事費盡心思，終于在賓館堵住了葛劍雄。沒想到，他也對我們一個“點”的報道印象深刻，詳盡地介紹了他向全國政協(xié)反應和中央政府部門協(xié)商的過程。我們的有關報道刊發(fā)后，成了兩會的熱點新聞，引發(fā)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阿布們的煩惱，很快成了過去時。今年5月，國家民委等12部委專門就這一個“點”頒布法定標準。這意味著：“點”的問題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決！

　　　　國家民委專門邀請中國特稿社記者，接受了專訪，當面表達了對新華社系列報道的感謝。他們說：一直知道“點”的情況，可是不知道該怎么推動，幸虧你們的報道，這件事辦成了！

　　　　小政策，大效果

　　　　在“七五”事件周年的前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專門召開了一個新聞發(fā)布會，宣布了解決一個“點”等民生問題的一系列政策。此舉可謂意味深長。

　　　　一位研究民族政策的權威專家評價說：一個點的改變，是“小政策”，但取得了“大效果”。它反映了中國民族政策更重視民生導向的新變化。

　　　　在采訪過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溫度”的變化。我先后采訪了維吾爾族、塔塔爾族、藏族、滿族等八九個民族近20個人，很多人開始都顧慮重重，不肯透露姓名。但到了后來，幾乎所有人都主動要求實名，只因為我是“第一個過問這件事的人”。

　　　　哈薩克族的阿爾肯言辭尖刻，在群里反問我：我們說了這么多，你敢寫嗎？寫了能發(fā)嗎？

　　　　同樣是他，后來給我發(fā)了這樣一條微信：

　　　　“剛才給和田的孤兒學童捐款，用的支付寶，四五個人全是中間有點的銀行卡，全部轉賬成功，大家都特別開心……”

　　　　很高興，這個“點”是溫暖的。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推動一個“點”前行的，不是我個人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新華社記者這個身份帶來的力量。

　　　　在這個真相稀缺的時代，記者用手中的筆，把一個“點”的煩惱，化為了一“點”溫暖，消除了一點隔閡，產(chǎn)生了一點力量，向世界講述了一個比較好的中國故事。 一個“點”的故事告一段落了，但它卻啟發(fā)我們對外報道有更多的“點”可以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