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部何雨欣：責任，緊握在手中

圖為記者在工作中

　　當記者，我遇到過很多人，也聽到過很多故事。每一次采訪，幾乎都從握手開始。今天，我想給大家講講，讓我難忘的三雙手。

　　粗糙的手

??? 今年7月，我去了抗洪一線，坐著拖拉機，來到大壩上，我遇到了一名普通的武警小戰士。

　　他叫鄧聰，皮膚曬得黑黑的，第一次參加抗洪。 我與這位年輕的小伙子握了手，卻發現這是我握過的最粗糙的手。 安徽水情嚴峻，一處河堤突然決口。鄧聰和戰友們跳進水流最急的地方，打下梅花樁，封堵決口。 鄧聰，就是那個握樁的人。 因為打樁是用機器，力量特別大，以至于每打一下樁，木樁上布滿的刺兒，就會狠刺鄧聰的雙手。

　　“疼么？”我問他。 鄧聰撓撓頭，靦腆地說，“哪顧得上呀，每打完一個樁，我就趕緊從水里撈點黃泥巴，糊在手上，再去握下一個。”

　　20歲…… 我在想，曾經20歲的我，手中握的是什么？是一本書，是一支筆，是一部手機，還是一把吉他…… 如果一雙20歲的手握住的是一個大壩的安危，這雙手在與洪水搏斗后留下了戰斗的烙印。那么誰能否認，這是一雙年輕，但卻擔當的手呢？

　　鄧聰告訴我，他出來執行任務特別緊急，第二天，媽媽才從電視上，知道自己所在的隊伍正在參加抗洪搶險。于是通過指導員的電話，媽媽找到了兒子。 電話的另一邊，媽媽什么都沒有說，只是在默默哭泣。 鄧聰一下子覺得自己，長大了。

　　凍僵的手

　　2013年，我上到青藏高原。冰天雪地中，我握住了一名修路工凍僵的手。常年的高原低溫讓這雙手骨節粗大、皮膚開裂、握不成拳。 這名修路工叫程春明，很愛講故事，說笑話。

　　他說他住的房子里太冷了，竟然從天花板上結出１米多長的冰柱子，得戴安全帽才敢過去。 他說他經常睡一晚上覺，第二天打開門，發現雪已經下了1.5米以上，要想出去，得先找個鐵鍬，刨個洞。

　　程春明講的不是夸張的笑話，而是他參與修建中國最后一個通車的縣級公路，也是世界上修建難度最大的公路——墨脫公路的真實經歷。 這是中國最美的一條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但當我親身感受著，向右扭頭，就是碎石不斷滑落的萬丈深淵；向左扭頭，就是隨時可能塌方的懸崖巖壁。我終于明白，大自然在這里最美妙，也最無情。 50多年的的5次修建中，２００多名修路工，長眠于此。

　　“怕過么？”我問程春明。 “怕過。最怕的，是寂寞。” 這里１年有7個月都是封山期，在這個連牦牛都不愿來的地方與世隔絕，常常變得連話都不會說了。

　　墨脫公路的核心工程——嘎隆拉雪山隧道貫通的那天，程春明遇到一名當地門巴族的老人。坐在隧道口，老人邊哭邊說，他的親人再也不會因為翻越雪山，而永遠離開。那一刻，程春明覺得自己的心，一下子暖了。

　　殘缺的手

??? 兩年前，我來到山東一個偏遠的小山村。當我猜想著會握住怎樣一雙手，采訪卻沒有從握手開始。 朱彥夫，一位老村支書。18歲參加抗美援朝，他永遠失去了自己的雙手、雙腳與左眼。

　　身體這樣了，還能做什么？ 但憑著一股干勁，村里8名黨員齊刷刷舉起手，選他做帶頭人。 從此，一雙殘缺的手，托起了這個貧困的小山村。

　　滴水成冰的日子，朱彥夫帶領大家去打井，濺起的泥水、磨出的血水，加上汗水，生生把他的假肢和斷肢凍在了一起。 鄉親們全哭了。 一位老人跑過來，抱起朱彥夫的雙腿，放在自己胸膛上，老淚縱橫地說:“求求你回家行不行，就聽俺這一次。” 朱彥夫笑著安慰老人：“要是真能長到一塊，我還求之不得呢。”

　　如今，朱彥夫已經80多歲了，但腰桿依舊非常直，用斷臂敬出的軍禮，絲毫不遜色于任何一個優秀的軍人。

　　他說他經常會夢到一個地方，那個他和連里30多名戰士最后死守的250高地。

　　第一天,還剩19人；第二天,還剩6人；第三天,僅剩1人。 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精神高地。

　　粗糙的手、凍僵的手、殘缺的手：這三雙手讓我記憶猶新。 沉甸甸的責任，緊握在這些平凡的雙手中，綻放出了不平凡的光彩。

　　作為一名時代的記錄者，我們有責任，走進平凡，發現背后的不平凡，握緊手中的那只筆，寫下一個個屬于這個時代的責任與擔當，一點一滴，凝聚起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強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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