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自衛權解禁讓日本更安全？
不到一年間，安倍政府運用“三步走”策略，令日本軍事力量的活動范圍和使用時機發生了質變。這種打破東亞既有安全框架的舉動，未必能給日方帶來安全。
隨著安倍內閣將新版安保法案提交國會討論，日本安保政策將迎來二戰以來的最大轉折。據稱，為了確保法案能順利通過，日本國會的會期將順延到6月下旬。
新版安保法案的首要目的，就是為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提供明確法律依據。去年7月，安倍就已通過“閣議”方式“先斬后奏”；上個月，隨著《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日本安保范圍的擴大進一步坐實。人們已不再懷疑，日本將成為東亞乃至全球安全事務的參與者和介入者，日美軍事同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給地區安全形勢帶來了沖擊。
在稍早些的記者會上，安倍再度拋出朝核問題，試圖證明“日本面臨的嚴峻安全形勢”，主張在“威脅能夠輕松跨越國境時，應該構建無懈可擊的應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7月前，日本高官常掛在嘴邊的是所謂“中國威脅”，尤其喜歡拿中日釣魚島之爭說事。可以說，中日東海紛爭一度扮演了安倍就解禁集體自衛權進行國內政治動員的理由，而當日方實現了既定目標后，他又打算緩和中日關系。
從去年APEC中日領導人會面到今年兩國元首在萬隆就發展兩國關系交流意見看，雙方的正式交流確有“復蘇”跡象。從日方口風的轉變觀之，中日摩擦更像日方開啟“安保大國”之路的由頭。東京的真正目標，是要成為地區乃至全球的“正常國家”。
70年前，戰敗的日本在美國主導下制訂和平憲法，寫入了放棄戰爭權的內容。自此，日本沒有了國防軍，也沒有集體自衛權，這一直是日本右翼的心頭之痛。
安倍本人也對此耿耿于懷。于是，他“梅開二度”入主首相府后，立刻宣布“日本回來了”。人們一開始關注的是“安倍經濟學”，但對這屆日本政府來說，“拼經濟”本身是服務于國家正常化的戰略目標，集體自衛權才是施政重點。為此，日方進行了多層次運作：借著“亞太再平衡”，充當美國制衡中國的先鋒；持續強化與澳大利亞、印度的軍事合作關系等。在東亞安全態勢處于新一輪調整的時刻，日本成了頭號不確定性因素。
集體自衛權初步解禁后，日美安保全面對接，雙方的關系平衡。二戰后，日本將安保全盤“外包”給美國，日美軍事同盟也是非對稱的，日本處于被保護的位置。誠然，美方也想讓日本承擔更多責任，但受制于和平憲法而未競全功。何況，提升安保水平需要真金白銀，日本更希望“搭便車”，因此，只能順遂美國的意思，在后者的安全戰略框架下，做好“幫手”。安倍政府近來獲得的高規格待遇，則是美國對日本安保轉型的獎勵。
安倍繞開國會的做法飽受在野黨批評，這也是為什么他此番要將“戰場”從國外轉移到國內，為集體自衛權求得法律支持。就議程中最重要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而言，前者囊括了既有的《自衛隊法》等10部法律，后者則是全新的，二者聯手擴大了日本軍力的活動范圍和使用時機，越來越富有進攻色彩。
可以說，依照安倍內閣的“三步走”劇本，日本多年來的“專守防衛”戰略已名存實亡。未來，自衛隊不僅服務于日本自身，若“友好國家”遇到攻擊，它也可以出手相助。另外，自衛隊的運用范圍從“周邊事態”變成了“重要事態”，日本升格為美國的全球性軍事盟友。從這種意義上說，日美同盟儼然成了北約之外、全球最具攻擊性的軍事同盟。
華盛頓對日方的舉動自然樂觀其成，日方也宣稱可藉此減少本國受到攻擊的可能性。這完全是“預防性戰略”的邏輯，即由日本或日美共同判斷和甄別“威脅”，先發制人。
無疑，這打破了東亞的既有安全框架——戰后，東亞格局的一個關鍵支點就是日本沒有戰爭權。現在，這個前提變了。對日本來說，安保政策的大轉折能否帶來安全，亦未可知。(孫興杰）
